中国的区域历史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人们熟悉的《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云南志(蛮书)》等，都是中国古代区域历史研究的典范之作。明清时期的地方志编纂，更是推动了区域历史的研究。现代，人们普遍感到：中国历史上有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上疆域，当今也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上领土，地理环境千差万别，民族众多，在这样的空间背景下，如果没有坚实的区域历史研究基础，中国通史和中国各类专史的研究是难以深入的。这就赋予了中国区域历史研究以十分明显的重要性。近些年来，以前许多从事断代史、通史、专史研究的学者，都结合自己的专业开始从事区域历史的研究，而侯甬坚教授则对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在这种背景下，不仅以行政区划为空间的历史研究十分流行，而且跨行政区划的东北亚、西域、岭南、荆楚、巴蜀、黄土高原、西南边疆、徽州、长江三峡、江南等自然和文化区域空间的历史研究也备受关注。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我国的区域历史研究总体水平还不高，受到社会的关注度还不够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古代区域史与地方志的关系十分密切，区域史的研究多相承地方志“述而不论”的传统，编修地方百科全书的存史资鉴的资料汇编功能在地方史的研究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这使得我们现代区域史著作多成为地方行政区划下的资料分类汇编，使得区域史研究应有的融会贯通各个要素的综合性区域史研究特征丧失。

(2)中国古代官修史书往往存在理论研究与实地考察的下层社会研究脱节的不足。中国传统的文人的区域研究十分注重实地考察，也关怀下层民生，官修地方志的编纂却远离了这些东西，区域历史研究也受此影响．我们的区域史研究往往成为一部区域政治制度、军事事件、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历史，附在后面作为点缀的文化与民俗不仅是流于表象的描述，而且完全与政治、经济、军事事件和制度分离和脱节。

(3)我国的区域历史研究在关怀现实方面十分不够。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区域史研究水平不高，难以为现实提供可行的服务；另一方面我们学者本身在区域历史的研究中缺乏应有的现实关怀，只强调区域历史研究的文化沉淀和教化功能，这两者使得我们的区域历史研究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双重冷遇。

针对以上状况，我们必须要在区域历史研究中的以下两个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1)强调区域历史研究的综合性，鼓励在区域研究中利用新方法，体现新思维和新理念。

近来，李治安教授提出学习法国年鉴派从事区域的总体与综合研究，如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古贝尔的《博韦和博韦人》、拉杜里的《郎格多克的农民》、维拉的《近代西班牙的加泰洛尼亚地区》等，为我们的区域史研究提供了新道路(李治安《综合性区域史研究的前景》，中国史学会《2l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对此，我是十分赞同的。当然，在我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在区域历史研究上颇具特色的综合性研究著作，如《华阳国志》虽然是区域志书，但其综合性和理论阐释的特点十分明显。现代一些区域研究著述在思维上也有许多值得提及的方面，如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一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萧正洪的《环境与技术选择一一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等．在我看来，区域历史研究的水平提高，在于树立融会贯通各种要素的综合研究的理念，这与李治安教授加强综合性区域史研究的倡议是吻合的。

但我觉得要体现这种综合研究思想，还应从以下五个方面人手：

一是在区域历史研究中讲求尽全时空和人地互动。这一点是我在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一书时首先提出的，当时只是针对全国性的研究，其实这种理念在区域历史研究中更有生命力。尽全时空是要求人们在区域研究中也注意区域差异，避免在地域点的选择上“举例子”的弊端，使研究的精细度更高。人地互动决不是简单地提出人类活动破坏生态环境，进而高呼保护生态环境之类的口号，而是将生态投入、资源消耗等融入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之中。

二是在区域历史研究的社会评价体系中，充分考察总体投入与产出的效益观。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对区域社会发展的评价大多只是用产值、产量等绝对量来评价社会的发展，但我们知道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计算投入与产出效益比是评价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关键。在以后的区域历史研究中，充分考察这个因素是十分必要的。

三是在区域历史研究中要十分讲求计量分析。在研究区域历史时，仅是简单的描述分析是不够的，要充分利用区域的计量统计资料，特别是在研究明清以来的区域历史时，更要重视这个问题，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区域研究更加符合现实状况。

四是在区域历史研究中，要注重底层社会状况研究与上层社会和制度研究的有机结合，克服以前只关注上层社会历史和制度文化的弊端，更加关注下层社会和制度文化下的客观潜在规则，将制度层面与社会潜在层面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感受真实客观的社会状况。

五是要十分注重生产力，特别是技术层面在区域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社会制度、人群意识和生产关系等对区域历史发展起着十分明显的作用，但生产力，特别是技术层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往往是基础性的和起始性的。在这方面，郑学檬教授对于唐宋江南经济发展中技术层面的分析，萧正洪教授对于清代中国西部农业地理研究中的技术层面的分析，都是十分可取的。

(2)加强社会调查和考察，强化历史学者的现实关怀。

文化沉淀和道德教化，一直是我国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而经世致用，关怀现实，则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起落较大。从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到乾嘉史学，从20世纪初的东西文明讨论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射史学，我

们对史学的致用功能曾产生疑惑。其实史学的致用功用应是永恒的，不是史学致用本身的错误，而是史学的致用是否建立在求真基础上的问题。左右这个求真功能的不是学术本身，而是政治体制的缺失。我们相信，民主体制应是21世纪世界发展的主流。随着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民主体制将会更加健全，这将为史学的致用功能提供更宽松的环境。可以预料，经世致用、关怀现实将成为2l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方向。

应该说区域历史研究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更密切，更具有针对性。以往许多学者认为区域历史研究如果越来越与现实靠近，可能使区域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丧失．其实相反，区域研究越来越深入，新方法和新思维运用越多，受到的现实关怀会越来越明显，这又可以验证区域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在我编著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一书中，我已经对历史地理学服务于现实举了许多事例，这里仅就我近20年的研究谈一下具体的体会。

我们长期在长江上游山地地区考察。对山区贫困落后的现状和产生贫困的原因，一直有大量的感性认识和理性分析。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的研究，我提出了西部开发史中的结构性贫困与生态性贫困问题，提出在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困的形成中，美洲高产早地作物的引进有其负面影响，提出将山民和马铃薯、玉米从山上请下来，是调整亚热带地区结构性贫困的关键。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认为三峡地区移民外迁，不仅是为了三峡工程的一种牺牲，更是三峡地区结构性贫困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举措。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早在1993年我们就提出了三峡移民应强调外迁，在退耕还林的基础上实行大林业开发道路。后来，国家的三峡移民外迁和退耕还林的举措调整，无疑证明我们的建议是正确的。

我在《从历史技术与环境互动的角度解剖中国西部》(《历史地理》第17辑)一文中，提出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评价的三大标准，即产值等经济总量、投入与产出的效益、资源与产业配置合理度，其中资源与产业配置的合理度最为重要。我认为在区域历史研究中要十分注意这一点。由此出发，我进而提出中国历史上以粮食作物为主的种植文明的西进存在若干误区，对西北地区历史上的农业种植开发提出讨论；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草原荒漠化的文化维度概念。这些，对于今天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是有参考意义的。

文化人类学界对云南少数民族刀耕火种作了十分客观的评价，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历史上长江三峡地区的刀耕火种作了个案研究，提出历史时期的刀耕火种有其合理的生态意义和投入与产出的合理性，后来只是随着人地比率的变化和技术变化的因素，才使亚热带山区刀耕火种退出历史舞台。在今天来看，历史上的刀耕火种合理的生态意义，为今天的生态农业提供了坚实的历史的理论支持。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思维方式上，史学研究要有现代意识和现实色彩，不仅如前面谈到的用效益观、环境观来分析社会进步，而且应该理性地、量化地评价中国历史上各区域各阶层的生活水平。为此，我在《2l世纪中国史学的新方向一一现实关怀》一文中，首先提出用恩格尔系数来分析传统时代的居民生活水平，用基尼系数来分析历史上的贫富差距，这一方面有利于克服传统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感受性和描述性分析的不

足，另一方面也使历史研究的评价体系能与现代社会的评价体系接轨，从而能更好地服务于现实。[作者简介] 蓝勇(1962—)，男，四川泸州人．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研究历史地理学和西南地方史。

蓝 勇  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