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一时代的区域状况无论如何辉煌、平常或惨淡，在有抱负和有作为的人眼里，它在这个区域发展历史中可能只是或长或短的一段。对古今中外“后来者居上”事例的筛选和分析，对前人开拓、经营活动中经验教训的认真汲取，容易使人相信，经过努力，工作结果就会接近或达到自己的某些愿望。

现实社会中的万千事物，人们看到、谈到的容易是经济状况和标准，却不大容易看到经济背后的条件，譬如地理条件。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样式和发展水准时刻推动着鲜活的文明和制度走向进步，而地理条件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可是，在过去的历史中，地理内容是作为行政管理的必要素材编撰到史书中去的，而且记载简略，文字刻板，很少能引起人们的特别兴趣。

现实问题大多渊源于历史，放在中国西部大概更是如此。现今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相对滞后，是在以往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里长时期生成、累积和演变的综合结果。王绍光、胡鞍钢两位学者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评价说：“中国在体质上具有在内陆地区进行经济建设难以避免的资本系数上升的特点。”受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越往内陆去，这种情况就越明显，完全可以说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下面仅以经济发展的起跑线、人口问题、生态恢复问题为例，意欲在历史的视角下，对其略加论证和说明，目的是想加深对西部现实问题的认识。

经济发展的起跑线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按胡鞍钢博士讲，1993年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向他提出研究中国地区差距问题，并以院长基金给予资助。一介入地区差距问题，就会接触到起跑线在哪里的衡量要素，起跑线若不同，说明差距在事先就本已存在了。胡鞍钢将此称为“初期差距效应”，并认定发展初期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或发展起点不同，对于一定阶段差距扩大具有主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陈栋生研究员对此也有一个判断。他认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无论从增长率还是从实绩看，都远超过改革开放前。东、西部差距的

扩大，源于东部更快地发展和西部发展的增长率差异。概略地说，截止“八五”期末，以人均GDP衡量的东、西部差距，大约l／5源于改革开放以来，西部经济增长率相对慢于东部；4／5源于东、西部发展的起点不一，处于不同的起跑线。这一判断给出了一个l／5与4／5的量的概念，十分重要。

若以“八五”期末为限，马上就会有人提到“七五”、“六五”国家重点投资的因素，甚或可以提到建国后的不同时期。从历史继承性的角度来考察，起跑线的问题应当向前追溯到近代、古代史。读史明鉴，从事物的源头开始追述，有益于对事物发展全过程的把握，进而提高认识。

事实上，从西部地区有人类活动的早期阶段开始，同东部地区相比，就已经出现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了。我们试看夏商周三代城邑的分布，夏代的中心地带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面的城邑仅出现于渭河岸边；商时期的城邑有所扩展，西面到了长江上游的岷江岸边；周时期则继续增加。如果说三代城邑在疆域西部仅有所点缀的话，那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就可以说是星罗棋布了．这就是当时已经存在的差距。再看一下战国七雄的立国时间和地域，晋、齐、燕三国都是公元前u世纪的西周封国，资格最老，后来赵、韩、魏三家分晋，时间是在公元前5世纪(前403年被周威烈王承认为诸侯)，南方的楚国在西周的早期立国，被周人称为荆蛮，它同西边的秦国一样，与其它5国相比，政治地位要差一大截。公元前707年，因为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有功，秦国才被周王室承认为一方诸侯，这是战国七雄中唯一地处西面的国家，历史上有“西秦”之称。

中华五千年历史人们耳熟能详，所看到的主要还是地区文化之间的差异，如秦文化与齐文化或与山东诸国文化的不同，但在文化差异的背后，却有经济发展水平上的距离。这种差距，因缺少可以详细比较和论证的资料(尤其是数量资料)而难以细致考察。唐朝及其以前，关中长时期被选定为建都之地，曾享有“陆海”、“天府”美称，加上它在政治、文化上的优势和水利建设活动的兴盛，使一些人误以为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首。事实上，关中地区只能是关西地区的富庶农耕区，其经济地位比不上黄河下游地区，甚至不一定能排在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之前。只是出于对外的国防安全、对内的总体控制上的考虑，关中才成为国都所在地，而关中及其所在的西部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影响力仍然是不高的．

历史上西部地区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历史、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拿历史、自然环境二者相比较，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更重要，因为自然环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结合现实来说，现代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东、西部起跑线不同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源自西部天然的、对经济发展起制约和影响作用的自然环境。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崔启源、王有强教授也表示过“毫无疑问，内陆地区自然秉赋的贫乏和缺少基础设施，使其难以较快地发展，改革期间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或许与经济政策有关”这样的意见。考虑到西部自然环境及其特征在历史长河中累积而形成的影响力，不仅缔造了符合地域特点的经济开发形式，而且还塑造出一个个独具特色的民族，那么，我们今天对这种影响力的估价，势必就不能按一般性指标和要素来加以处理。

人口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从有户口资料的朝代算起，东部地区的户口数一直多于西部。无论取哪一个级别的政区统计资料，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这表明西部自然环境的人口承载力也是不高的。按西汉郡国资料计算，东部的济阴郡(屑兖州，治所在今山东省定陶县)人口密度最高，达到261．95，国都所在的司隶部京兆只有95．52，而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人口密度分别为3．15，1．96，2．06，l．36。

按唐代道(监察区)的资料计算，西部陇右、关内北部的人口最少，即使在天宝盛世，陇右的人口密度也是最低的。

按明代布政使司的资料计算，洪武、弘治、万历年间的3次人口统计，陕西(包含今甘肃、宁夏)的人口密度分别为5．07，8．56，9．85，仅高于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后两次)，在全国处于偏低水平。

河西走廊西面的新疆地区，古称西域，因缺乏准确的人口和政区面积数字，而不能同其它地区进行比较。但是，可以断定，受西域地区自然条件的限制，这里的人口密度还会低于河西走廊。

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一附统计表与密度图》一文，提出著名的“瑷珲一腾冲人口分布线”(1956年璦珲更名为爱辉)。文章里指出此线“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4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36％；西北部之面积计7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64％。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4．4亿，约占总人口之96％；西北部之人口仅0．18亿，约占全国总人口之4％。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文中计量表达改从今日习惯)。解放前东部来人一人陕西之境便产生“瘠区”印象，以之与“贫穷”二字相连，这在西北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是自然环境的产物，人口增长、人口分布和人口密度都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西部人口较少的历史状况同当地自然环境提供的条件一直是相一致的。为了增强边防实力，历代王朝多有移民于西部地区的。然而，由于生存条件和生活资料的限制，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或政策出现疏漏环节，就会出现人口自发性回迁的事例，这在历史上绝不会少(史书多缺乏记载)。这是人口迁移理论的一个法则，即人口和生活资料在一个地区出现数量上的不平衡，就会出现人口自发迁移的现象或趋势。

西部人口急剧增加的时间是在近现代。以陕西省为例，其人口密度，在1933年是52人，1953年是77人，1982年达到141人。按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970年的20．48、1975年的13．54、1980年的8．19、1985年的10．10、1990年的16．98、1995年的9．36、1999年的6．13，1998年全省人口为3596万，人口数量经历了从快速增长到缓慢增加的过程。从实践中可以得知，在现代条件下，降低人口增长率的工作，不能再依靠人口的自然调节，而是需要把重点放在文化教育、法制教育和经济制约上来。

生态恢复问题

1997年起在全国开展的再造秀美山川活动，对于森林覆盖率只有11．3％的西部地区(西北地区为6．23％，西南地区为16．39％)具有特别的意义。生态恢复的一项基础性研究是过去环境变迁，也就是说，能大致复原历史上自然环境的面貌，对于理解恢复过去曾有过的秀美山川内容会提供很大的帮助。在这一点上，历史地理学科恰好可以发挥研究环境变迁的专业长处。

从20世纪60年代起，历史地理学界沿着自然地理的方向，就黄土高原等地区的环境变化问题做了典型研究，认为历史上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原本比较优越，后因人类不合理的开发活动，再加上自然演变本身的作用，促使环境走向恶化。这一观点在学术界、社会上形成了较大影响，并成为今日研究工作的基础。

2002年，针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原有的研究结论，历史地理学界发表了一些有共同倾向的新看法，值得引起注意。

这一年，葛剑雄教授撰文解释历史时期西部的自然环境究竟如何。他说：我们固然可以找到大量森林茂密、植被良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记载，但同时也能发现不少描述沙漠、荒原、风沙、干旱、盐碱、苦寒、贫瘠、不毛之地一类的材料。很清楚，这些看似极端矛盾的地理景观其实是同时存在的，问题在于迄今为止的研究一般都不够深入，特别是缺乏精度。比如说记载中的森林覆盖到了什么范围，植被完好到什么程度，品种和产量到底有多少?两方面的材料或许都是事实，却都不是事实的全部。

韩茂莉教授在论述西部开发的可持续性进程时评论说：有人在论及西部历史发展时，提出西部曾有过繁荣昌盛的过去，甚至一度是中央王朝的西部粮仓。事实上，只要认真翻阅历史文献，就会知道这样的提法不但有失偏颇，而且会对西部战略部署造成误导。无论历史还是今天，大西北的社会经济发展始终服从于自然条件，受制于自然条件。

蓝勇教授在思考西部开发史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对研究工作提出了看法和展望。他说，对于我们长期从事西部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来说，怎样使我们在新一轮的西部开发中避免重蹈历史的旧辙，这是我们的重要职责。这就要求我们不仅仅是简单复原昔日的西部环境，得出过去环境比现在优越，而我们要注重生态环境的浅层次结论上。我们的研究深度应该更深入，研究的角度也应更加广阔。

另一个研究实例来自统万城。陕西省靖边县无定河北岸的大夏国统万城遗址，作为沙漠一黄土自然过渡地带上的古代城址，记录了该地区历史环境发生变化的完整过程。过去按照历史记录做的解释，是统万城初建之时，附近一带非但没有流沙的踪影，而且还是一片水草丰美、景物宜人的好地方；现今的研究则认为，北魏时期的鄂尔多斯高原呈现着沙草并存的荒漠一荒漠草原景观。2002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遗址西城西南隅台下发现了护城壕，经解剖得知，护城壕是在原始沙层上先挖好形状，然后用筑城墙的材料(白土)平夯筑成．

很明显，同过去的研究相比，现今的环境变迁研究更加重视多学科协作，强调不同研究手段共同参与合作性研究工作。对于研究结论，不仅要求定性，而且要求有定量的成分，强调研究精度。更重要的是，科研工作已从学术殿堂走向现实社会，为现实问题寻找解决途径，成为国家、社会和单位对科研工作的一项具体要求，与之相关，这也应当成为学者的一种专业自觉。

不言而喻，环境变迁研究属于学术领域，生态恢复属于实际工作，如果历史地理学界坚持要为现实生产服务，从实际工作着眼，历史地理学界所做的环境变迁研究，可能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进度了。人们习惯说，环境变迁研究有助于对过去西部环境的认识和了解，进而对国家和政府制定相应的开发方略有所助益，但这属于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实际工作，时间要求非常紧迫，内容要求非常具体。而实际上学术领域的研究不是过于学术化(且有分歧意见)，就是与实际工作还接不上茬，诸如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制度安排、防洪抗旱工程的实施计划等等，都已经远远走到“学术研究”的前面去了。

历史的启示在哪里?

回顾西部开发的历史过程，可以给今人提供的有益启示是：

(1)西部地区的特殊性就在于生存条件艰难，环境脆弱，限制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保护好环境，乃至逐步恢复历史时期曾经有过的秀美山川的同时，尽量减少触及面广和后遗症大的不适合干旱地区开发的方式和

活动，调整好经济结构，在促进畜牧业、林果业、养殖业生产和多种经营上狠下功夫．

(2)历史上的西北开发，总是与国内，尤其是与外部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来都是同国家开疆拓土、巩固国防的重大策略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历史上的西部开发，理应从国防战略的高度加以衡量和评价，而不要轻言过去有多少“覆辙”。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中国的北方地区历来是国防战略的关键地带，历代中央王朝极力经营边疆地区，就是为了获得一个安全稳定的内外部环境。历史上我国疆域版图的盈缩，以西北地区的变动最为剧烈，这是哪怕稍微熟悉一些历史的人们都能看得见的事实。面对今日复杂多变的世界，西北地区的国防战略地位非但没有失去往日的重要性，而且还在与时俱增．因此，慎选适合西部自然环境特点的开发模式和手段，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可谓当务之急。

(3)西部开发的一个总体要求，是各主管部门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制定开发战略，并兼顾地方利益；地方上对此应策动响应和默契配合，具体安排应首先服从国家的总体目标和利益安排。这样要求，并不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形成了较强的中央政府权威，地方上必须服从的缘故，而是中央政府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负有统领之责，它立足于现在，着眼于未来，掌握着全局，对全国一盘棋的走法已经形成了许多成熟的领导经验。对于西部开发这样艰难的工作，必须在中央的统一安排下，有步骤地分期实现各项预定目标。

众所周知，当代西部开发有四大意义。其一，进一步开发利用西部资源，满足国民经济建设和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其二，协调发展好东西部经济，促使全国各地区人民共同富裕；其三，更好地加强民族团结，使中华民族大家庭更加和睦相处；其四，在地处亚洲中心的西北地区搞好开发工作，结出硕果，可以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有助于巩固国防，建设国防。

今日开发西北，开发手段自然非过去可比，交通、信息、通讯、资金、设备、人才、人力和外部条件各方面都远胜于昔。但是，历史上所遇到的困难，今日都可能遇到，与历史上的开发相比，当代怎样工作，才能有所作为?

我们认为，历史上的开发活动仅涉及地理表层，水平层次不高，技术含量较低。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良性发展阶段，已拥有相当的物质储备和资金技术，当代人理应了解历史，摸清家底，实事求是，立足于中国和亚洲，面向全世界，从战略高度着眼于未来，充分利用内外部的和平环境，走出适合西部自然条件的生态经济之路。争取在西部开发方面有所作为。[作者简介] 侯甬坚(1958—)，男，陕西扶风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理学博士。主要研究历史环境变迁与重建。

侯甬坚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