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近代研究中國經學史的著作，皮錫瑞的《經學歷史》無疑是學界最為熟悉的一種。由於該書對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經學都有精到的描述，而且有一定的系統性，尤其是經過周予同先生的注釋，現在已成為研究中國經學史的必備參考書。作為近代研究中國經學史的佳著，皮著顯然不是唯一的，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有近代著名學者劉師培所編撰的《經學教科書》。

劉師培（1884－1920），字申叔，號左庵，江蘇儀徵人。光緒二年（1902）舉人。次年赴開封會試受挫，在歸途中經上海時結識了章太炎，並受章太炎思想影響，改名光漢，擔任《警鐘日報》、《國粹學報》撰述，宣傳“排滿革命”。1905年因《警鐘日報》被清廷查封，他逃往嘉興、蕪湖等地。1907年東渡日本，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因自視甚高，企圖出任同盟會東京本部幹事之職，遭拒絕後心懷怨憤，在其妻何震的勸說下，於1908年入清兩江總督端方幕府。辛亥革命後，曾加入“籌安會”擁護袁世凱稱帝。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劉師培被聘為中國文學門教授。1919年主編《國故》月刊，與新文化運動相對抗。這年的11月，因肺病死於北京大學。劉師培短短的一生卻留下了眾多著述，計有論群經及小學者22種、論學術及文辭者13種、群書校釋24種等，一並收錄於1939年由錢玄同編輯的《劉申叔先生遺書》中。

劉師培的經學研究，淵源於他的家學傳統。他的曾祖劉文淇、祖父劉毓崧、伯父劉壽曾世居江蘇儀征，都是乾嘉漢學傳統的知名學者，而且以三世相續共注一部《春秋左氏傳》而著稱。劉師培自幼受家族文化氣氛熏陶，從開蒙起便飽讀經書，八歲時便掌握了《周易》的卦變方法。他在《甲辰年自述》詩中不無自負地說：“童蒙學《易》始卦變，爻象昭垂非子虛。”不過，劉師培更多的是“獨抱麟經承祖業”，繼承了劉氏世代研究《左傳》的家學。他先後撰述了《左傳一地二名考》、《官制異同考》，以及關於南北朝經學形成、漢代與宋代經學的異同、清代經學的得失以及近代經學的發展等一系列經學論著。

《經學教科書》按時代先後把傳統經學析分為兩漢、三國至隋唐、宋元明、清代等四派。從學術角度有意識地對傳統經學分派始於清代，如始於乾隆年間的“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四庫全書總目》）的兩分說。嗣後有三分說，嘉、道間龔自珍分以漢學、宋學、清學（國朝學）三派，康有為則分為漢學（西漢今文經學）、新學（漢代以劉歆為代表的古文經學）、宋學三派。後來又有葉德輝的四分說，即今文經學、古文經學、鄭氏學、朱子學。周予同先生在注釋皮錫瑞《經學歷史》的序言中採納了康有為的三分說，並對包括劉師培在內的派別劃分說進行了評判，認為劉師培是“強以時代分派”。研究經學史，不可避免地要對傳統經學進行派別劃分，而經學史上的今古文、漢宋之爭又是分派所無法避免的，仔細推敲一下上述不同的分派就可發現，它們本質上仍是依據漢、宋兩分說再作進一步的細化。分清今古文、漢宋之爭固然重要，但作為史的研究來說，上述分派沒有一定的時間界限又顯得過於模糊，所以到了劉師培、皮錫瑞的經學史研究時，幾乎都采取了時段劃分法，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將先秦至清代的經學分為十個時代，而劉師培則采取了折衷內涵和時代區分的四分法（如果去掉劉氏分法中的三國至隋唐這一段，與其它的分派沒有大的區別）。他們的劃分是否妥當是可以進一步研究。

劉師培《經學教科書》的第一冊是歷代經學史的概論（這一冊當時在學界流行最為廣泛），他按時代順序、以專經的形式總結了歷代經學研究的特點及成果，雖然只是論其大略，卻見解精到，基本做到舉要籍、明源流、辨得失、重考證，言簡意賅而無軒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劉師培的經學史研究很少門戶之見。作為近代古文經學大師，劉師培當然是站在古文經學的角度研究經學史的，如他認為六經之一的《樂經》因秦代焚書而失傳，不得已以《孝經》、《論語》作為六經的補充而成為七經的事實。這顯然與今文經學家認為古無《樂經》，《樂》包含在《禮》與《詩》中的見解相異趣。然而他又不以古文經學的觀點自限，而是認為“大約古今說經之書，每書皆有可取處，要在以己意為折衷耳”，顯示了較為開放的心態。如論漢代經學，則認為今文與古文“各有偏長”。又如清代樸學家往往否定六朝至明代的經學研究，劉師培則坦言其“新義日出”，“多自得之見”。又如他對《易》學史的研究，雖然接受了清代焦循的《易》學，但並不囿於象數與義理，誠如他在第二冊的弁言中所說：“惜漢儒言象、言數，宋儒言理，均得《易》學之一端，若觀其會通，其惟近儒焦氏之書。故今編此書多用焦氏之說，以刺舊說者十之二，參臆者十之三。”焦循的《易》學研究，在清代被推崇為“石破天驚”，其實，焦循在傳統象數易學的外殼下，走的是近代數學建立公式化體系的路子。從根本說上他並沒有跳出象數易學，可貴的是他試圖尋求一條貫通《周易》全經的新路，顯示出清代乾嘉之際象數易學研究的變形。不過，劉師培還暗取了南宋學者葉適的易學思想。如他在所言易學與倫理學的關係時，所引內容全系抄錄葉適所著的《上下經總論》一篇。該篇總論六十四卦中五十二卦的意義，並頗為自負地說：“皆因是象，用是德，修身應事，致治消患之正條目也。”也正是在葉適、焦循易學的啓迪下，劉師培採納了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的社會學思想，並貫穿於他的經學史研究中。如在論及《易》學與社會學的關係時指出：《序卦傳》專言“社會進化之秩序，於野蠻進於文明之狀態，言之最精”。又說：“《易經》一書言進化而不言退化，彰彰明矣。”這體現了他發掘儒家經典的當代價值的理論嘗試。

正因為劉師培的經學史研究有以上一些不同以往的顯著特色，所以《經學教科書》雖僅有篇幅不大的二冊，而且以教材形式來寫作也約束了他在某些方面作進一步發揮，卻與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在近代同享盛名，一直為後來研究中國經學史的學者所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