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清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研治上成就卓著，但思想底层的经世致用意识却使其最终转向“以经论政”的治学方法。皮氏学术思想中“通经致用”与实学考据的并存，反映在《经学历史》中便是书中虽能客观如实地叙述经学在传统社会中发展演变的表现，但对经学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环节的诠解却多有偏颇。皮氏的学术思想既是清代学风蜕变的表征，又是个人治学在时代剧变下的产物。

关键词：经世致用、治经、今文经学

 

    皮锡瑞（1850－1908）是晚清著名的今文经学家，《经学历史》是皮锡瑞的代表作。作为我国第一部经学通史，《经学历史》从成书（1905年）之后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但长期以来，学界将《经学历史》中的学术思想少有分析，亦未见学界将《经学历史》置诸皮氏学术思想体系中加以评论者。本文拟将《经学历史》与皮氏全幅思想打并成一处，剖析其成因，论骘其长短，以求教于方家。

    皮锡瑞向以“学者”闻名于世，皮氏亦以“学者”自居。但中国本少“纯”学者，晚清政局动荡，“纯”学者尤属麟角凤毛。皮氏亦未能外之。皮锡瑞曾多次科场失意，后绝意仕进而转入经学研治，在经学方面成就卓著。但在“经世致用”这一传统治学目的论的制约下，皮氏治经，始终将学术与政治自觉地挂搭在一起，其经论中处处隐函着他对现实的理解与诠释。皮氏学术思想既随其个人立场变化而变化，同时又折射着皮氏所处时代的规定性，因此研究皮氏之经学便有了双重含义：它既是皮氏个人的，同时又是时代的、社会的。

    从皮氏一生的治学道路来看，其治学重心有过三次较大的转移。 

    青年皮锡瑞以辞赋闻名乡里[1]。此时的皮氏已自觉地通过辞赋的形式表达他对时局的关注。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围绕两个主题：一为阐述传统思想中的“夷夏大防”之义，如在《晋武帝论》中，在肯定晋武帝统一之功的同时又严责“徙戎”政策最终导致了“西戎北狄面诸华” [2]的千古乾坤大变。皮氏认为唐王朝因对少数民族不守夷夏大防、采取“羁縻”政策，从而引发了安史之乱，唐朝从此一蹶不振[3]。众所周知，“诸夏夷狄”之分在清初曾是个极为敏感的话题。晚明遗老在清初将其作为“反清复明”的思想武器。在经历了二百年统治后，清政府早已成为正统。因此，到了皮锡瑞的时代，他的学术用语中“诸夏夷狄”实际是指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而严守“夷夏大防”表明皮锡瑞主张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然而，皮氏生活的时代，国门洞开，中国早已被卷入“近代化”的世界潮流之中。在抵制、抗拒“西方”的同时学习西方，这乃是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时代主题之一。换言之，以“夷夏大防”的老眼光来看待时代的新命题在海运大开、洋务正盛时代又不免显得迂腐，这与青年皮锡瑞足不出湖湘不无关系；这一时期皮氏文论另一主题便是反复申述改革中央集权制的重要性。他认为清代的制度多袭明代而来，而明代又取法于宋，和唐代以前的制度完全不同[4]，皮氏的此类文论多是借宋言清。在作于1873年的《王安石论》一文中，他认为北宋的积弊在于皇帝猜忌大臣，这使得在过度强化中央权力的同时却削弱了对地方兵权的控制，结果造成了兵无常帅，将无常师的局面。皮氏认为要改变这一局面，不能象王安石那样不切要害，只是“变牛毛之法”，而是应给大臣以及地方政府一定的权力[5]。鉴于此，他希望出现象谢安那样的贤相来来力挽狂澜于既倒[6]。众所周知，满清入关后，为了确保满族贵族的利益，在中央、地方官吏的任用上严格限制汉人。咸同军兴，汉人才逐渐开始掌握地方兵权，但仍遭满人猜忌。因此，皮氏这里实际上要求清廷放松对汉族大臣的猜忌，而给地方政府一定的兵权。皮氏的这一主张，虽触及到政体本身，但解决方案仍然不出“明君贤相”的老路。专制皇权的根源在于专制政体本身，而明君贤相只是历史上的个别现象，也只能济一时之急，即如谢安也终究不免遭孝武帝的猜忌。可见皮氏论史，因受传统的制约，仍然难免皮相。

    从1873年到1882年间，皮氏在科场内苦苦挣扎了十年方得中举，从1882年起到1894年，又用了十二年得时间投考进士却困顿场屋，始终未果。正是在科场中的严重打击下，他转向了经学研治[7]，并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果。

    皮锡瑞的经学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今文经学史料的搜集和考订；另一类则是皮氏个人对经学历史中的诠释。

    皮氏虽然学出今文，门户之陋习固不可免，但他与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下至于近代的魏（源）、廖（平）、康（有为）的常州今文一派学风巨大的不同在于，皮锡瑞的治学涵有相当谨严的成分，在他身上仍然残留着清儒考据的风格与特点。以学风为视域，皮氏应承凌曙、陈立、戴望和王闿运一路而来。正是由于皮锡瑞的谨严，遂使得他在今文经学史料的爬梳清理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

     一为恢复今文经本来面目，如《汉碑引经考》《史记引尚书考》、《今文尚书考证》。《汉碑引经考》中，主要根据《熹平石经》、岐阳石鼓、孔庙等两汉碑文，参照两汉时期的著作及经说，证明汉碑中所引经文均属于今文经。其中《今文尚书考证》一书王先谦在为该书作序言称：“其条理今文，详密精审，兼诸大儒之长，而去其短弊。后之治今文者，得是编为前导，可不迷于所在”[8]。另一类是考订今文家的经解。皮氏主要是从郑玄之学入手加以梳理，他认为郑玄“兼采”今古，通过对郑学中礼制的辨析和疏解并参考当时今文家的著作，由此也可以得出今文家的礼学。这类著作主要有《六艺论疏证》、《郑志疏证》、《尚书大传疏证》、《五经异义疏证》和《尚书大传疏证》等。

    在考订今文家经说的同时，皮氏还极力找寻流行于两汉之际的谶纬之学的遗迹。如《汉碑引纬考》、《尚书中侯疏证》等。此一工作理清了纬侯说的原貌，其详密的析解，无疑有益于今天经学史和科学史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皮氏之经学，相当的精力用在了礼制的考释，并提出了以礼制的异同判别“今”“古”的主张[9]。皮氏之以礼制辨别今古受过廖的影响。1881年，皮氏“得尊经书院课艺，知川学宗旨”。后来文廷式劝他“不讲常州及川学”时，皮氏认为“阳湖庄氏之学尝蹈宋人改经陋习，但川学廖季平一派，分别今古文，各自为学，甚是” [10]。众所周知，汉儒中，以郑玄对经学中的“三礼”着力用功最勤，成果最丰。皮氏梳理礼制，绝对绕不开郑玄，是故他的礼制研究，每每有引用郑玄之处。这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皮氏的礼学立场在郑玄一边，也就是在古文经学一边。但实际上，皮氏对郑玄绝无好感，认为正是由于郑玄遍注群经，“兼采”今古，才致使今文家法淆乱不彰。“郑学虽盛，而汉学终衰”；因为“汉学衰废，不能尽咎郑君；而郑采今古文，不复分别，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则不能无失”[11]^、，郑玄是汉学的“罪人”。因此，皮氏在礼学中不得不引用郑玄，那是基于郑玄的“三礼”学“兼采”了今古这样一个事实。换言之，皮氏之采“郑”，是要将郑玄礼学中有关今文的礼制剥离出来，其中一以贯之的宗旨仍然在于对今文“礼制”内容的搜集上。不过经过皮氏的清理，今文礼制的内容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变得源清流白了，这当然有助于今人对今文经学原始面相的理解[12]。

    当然，皮锡瑞归根结底仍然是一位“今文家”，今文家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用经说附会现实、指陈时政，这是自董仲舒以来今文家世代流传的“家法”。董仲舒即已凸现了《春秋》重“义”不重“事”，也即重“论”轻“史”的倾向，至东汉何休，终于奠定了这一今文经学方法论的基石。今文经学在湮没了一千五百年后，至清代乾隆年间，庄存与使之死灰复燃。下至于庄的后学，常州今文一派无不奉行“《春秋》重义不重事”为金科玉律。皮锡瑞的今文经学取径虽不同于常州一派，但他熟知“《春秋》重义不重事”，并仍然对《春秋》之“义”，对孔子所谓的微言大义抱着迷信。当激荡多变的晚清政局刺激了皮锡瑞后，他便用“义法”、“经说”来诠释历史、指陈时政，这一方面皮氏的代表作便是《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经学历史》对后世的影响更大，其中所显露出来的皮氏经学观念的陈腐落后的一面也更多。人们常将《经学历史》推荐为初涉经学史的“入门”教科书[13]，恐怕正是着眼于此书的举重若轻、要言不烦。的确，《经学历史》作为经学通史著作，书中作者将经学在传统社会的发展演变分为十个时期，在论述每一期的经学发展时，首述该时期经学发展之大势，并将该时期的制度（包括选举、学校）、重要经学家、代表性经典及其训释大略一一列举，扩大了传统经学史的涵盖面，给人一种高度概括的总体感观。然而在经学发展史的诸多重大“节点”的诠释上，即在被章学诚视之学术之为“魂魄”的“史义”上，皮氏却有许多不容不加以指摘之处。

    古文经学的兴起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经学历史》自然避不开它。在书中，皮氏站在今文家派的立场上极力排斥古文经学，为了否认古文经学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古文经学家的经文为“史料”，而缺乏“微言大义”。而古文家的经解则是刘歆助莽篡汉“创造”出来的。即是说，“今文”之义法是“祖传”的，古文之义法是刘歆杜撰的，这样古文经学就连义法也被皮氏一棍子打入“冷宫”[14]。实际上今古文经的区别是一个早出和晚出的关系：早出的被隶定，立于学官，而晚出的则流传于民间，所以并不存在皮氏所说的“经”与“史”的区别。而皮氏认为刘歆创通古文经学是为了助莽篡汉，关于此说近人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业已明辨，此处不赘。将古文经学之兴起置于西汉社会政治背景下考察之，可以看出，西汉中叶，社会趋于稳定，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加强礼制建设。当时，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学尽管曾利用《公羊春秋》创立过一套完整的维护大一统的理论，但在礼制方面却极其欠缺，是故古文经学才逐渐抬头[15]。因此，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在基本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等方面实际并不存在根本的抵牾，都是为汉王朝服务的。而皮氏排斥古文经学的真正意蕴在于针对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因为古文经学重视礼制，重音韵、训诂、典制的考证，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金量”，其经说多针对经典本身而发，因此更加接近经典的原义。这种治学方法与皮氏所推崇的今文家的“重义不重事”的治学方法相悖，违背了他所主张通经致用阐发微言大义的治学主旨，加以皮氏本身今文家派之限制，遂使他不能不以门户的眼光诋毁古文经学。

    在经学发展史上，汉末郑玄的遍注群经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点。因郑玄以“古”为主，杂采今古、遍注群经，遂结束了两汉以来的今古文之争；自郑玄之后的六百多年间古文经学便成了经学的主流。而正是由于郑玄注经杂采今古，在《经学历史》中便成了讥贬的对象。书中，皮氏认为正是由于郑玄杂采今古，才使得“两汉今文家法亡不可考”，所以“郑君为汉儒败坏家法之学”[16]。然而，早在西汉中叶，今古文两家合流的趋势已经萌动，当时的今文家如张敞、翼奉、胿弘、严彭祖、龚胜均援引《左传》解经即为明证；王莽篡汉不仅利用古文经也用了今文经，他的“禅让”伎俩即是今文《尚书·尧典》的理念在政治操作层面上的一种实践[17]。迨至东汉，处于意识形态中枢的今文经说已愈来愈繁琐，如皮氏所说今文经师秦恭“一经说至百万余言，说五字二三万言”[18]；与此同时今文家的经解又杂采谶纬，成书于章帝时的《白虎通德论》中杂采谶纬迷信，神学色彩极其浓厚，此种不伦不类的所谓“学”早已“妖气”十足而难以吸引真正愿意治学的士大夫，是故今文经学的衰落主要原因来自于其自身的限制，其逐渐失去对士大夫的影响力。而古文经学家如贾逵、马融等不信谶纬，注经以古文为主杂采今文，于是古文经学渐成学界的主流可以说是一种必然。郑玄曾先从今文经师京兆第五元问学，后又受学于马融门下，他兼通今古，使得他在注经时能够摆脱谶纬的纠缠；他最终皈依古文，又使得他有足够的能力使古文终于“战胜”今文，也即合流“今文”。因此，郑玄的经学顺应了西汉以来今古兼采这一“古”盛“今”衰的学术趋势，能流传后世，他不仅不是经学的“罪人”，恰恰相反，是经学的“功臣”。

    在《经学历史》一书中，皮氏站在“经学”的立场对于“宋学”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宋儒”经解不符合圣人之意。然而，宋学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孟子的升格运动，理学在发展传统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同时，更偏重于内圣之学，最终使得《四书》之学超越于《五经》之上，“修齐治平”之道成了社会各阶层崇奉勿替的价值准则，从而对传统社会中后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学家在继承佛学与魏晋玄学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精致的形上思辨，使得传统儒学更加理论化。这对于强化中华民族的逻辑思辨能力，拓展传统儒学的学术内涵都具有了无可替代的积极意义。因而是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发展阶段。而《经学历史》仅以“空谈义理则无用”而否定之，不免显示出浓厚的功利化色彩，故评价也就武断。但值得注意的是，皮氏在否定宋儒义理解经时，对于朱熹一派却多有提及并曲意回护，如提到理学家删削经文以就己意时，皮氏认为此种学风与朱熹无关而肇端于二程兄弟，谓二程兄弟从义理出发断定章句的“真伪”，而朱熹则是按照理学的义理补写并加以发挥而形成现在的《大学》通行本[19]。其实，朱熹强分《大学》“经”、“传”，并没有根据，学界对此早有定论，皮氏明知而不置一喙，显失公允。

    综上，皮氏在《经学历史》虽然系统地叙述了经学发展演变的诸阶段；但在有关经学史上一些重大环节的诠解和评判上却多曲解、甚至武断。这和皮氏学术思想中既重实学考据却又主张通经致用那样一种矛盾的治学方法有紧密的关联。

    皮氏的学术思想含有两重性：一方面，皮氏学风中自有其谨严的一面；但是，思想底层的经世意识又使得皮氏转向以经论政的治学方法，在“事”与“义”的取舍上，倒向了为“义”而舍弃、曲解“事”的那一边。这种矛盾性在《经学历史》中就体现为，在叙述经学史上每一时期的典制、重要经学人物以及经典在该时期讯释的成就上，皮氏驾轻就熟，原原本本；但在对经学史上重要环节的评判上却不可说而强为之说，与史实多相悖。皮氏的学风可以说既是清代学风蜕变到晚期的表征，同时也是晚清社会剧变在皮锡瑞身上的折射。

    皮氏在治学的诸多方面秉承清儒的传统。《经学历史》中，皮氏站在汉学的立场上反对宋学，实际和清代的学风一脉相承。清代学术是在反宋学的背景下兴起的。清初，晚明遗老在经历国破家亡的痛楚后，痛定思痛总结明亡的原因，他们上承明末东林遗风，并把明亡的原因归于晚明王学末流“空言”误国，追根溯源，又将佛教作为明亡的罪魁祸首。于是，对王学的清理又落到对王学的“援佛入儒”，注重形上思辨的治学方法上[20]。清初学术界仇佛心里蔓延的结果便是佛氏连带形上思辨的学风一并遭到抛弃，反形上思辨遂成为清代学风的一个传统。皮氏在《经学历史》中贬斥理学家引“先天”、“后天”、“无极”、“太极”等解《易》，认为此方法大不足取。就连一贯曲护的朱熹，也认为他解《易》时以“先天后天说《易》者，皆无足观”[21]，认为宋代《易》学中“若太极、无极之辩，不过语言、文字，非其宗旨所在”[22]。

    清初学界在摒弃宋学中形上思辨的同时，学者们认为要恢复圣人的原意必须返回先王元典，学术界走上了实学考据之路。由于考据学家认为理学的义理解经违背了圣人的原意，他们主张恢复圣人原意必须“读经”。因此，训释经典而最终明道便成了治学的主要方法。又因汉人“去古未远”，对经典的解释更接近圣人本义，这就形成了清代学者在治学上重音韵、训诂和典制考释，而又推重汉人注解的特点。皮氏虽从清代学风那里接过反宋学中形上思辨的一面，但在治学上也绍承了清儒考据实学的严谨学风。他中年转治经学，从“郑学”入手，通过礼制考释来判别今古。搜罗石刻、碑铭，辑佚前人著作，回复前汉今文旧貌；遍览群书，泛引众解、相互参证，考订西汉今文家经解。这正是“汉学”之风在皮氏身上之反映。在《经学历史》中，皮氏反宋学的同时，却又曲护朱熹。因为朱熹治学重“格物”、“致知”，在学风上表现为重名物、典制的考据，实为清儒考据学风不祧之祖。因此，皮氏之表彰朱熹同样是“汉学”学风影响所致。

    然而，深层次的经世致用意识仍是皮氏治学的制约性因素。皮氏中年科场失意后虽然转治经学，但在他看来这只是“非时枉麟凤，失计托虫鱼”[23]^]的遣时之为；是“进不能云台横议，献一说以策名青史”，而只好“退尤冀名山著书，成一家以传之后世”[24]^]的无奈之计。即使身遭党禁，居家著述期间也认为“耗有用精神于此（治经），良可惜也”。而当急遽的社会变动不时地对皮锡瑞造成震荡和冲击后，深处书斋的皮氏便自觉地以经论政。但这时的皮锡瑞已经由注重经文中“事”、“史”之一边滑向了“义”——“致用”的一边了。

    纵观皮氏一生，从早年辞章之学到中年转治经学再到晚年以经论政，其学凡三变。作为学者，皮氏在清儒实事求是学风的影响下在考据之学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而皮氏思想底层的资治意识最终使他在社会剧变的背景下走出了重“事”的实学而接受了重“义”的以经论政的治学方法。体现在《经学历史》中，皮氏一方面对经学在传统社会的发展演变作了系统明晰的叙述，而另一方面，在对于经学史上诸多重大关节的诠释和分析上又颇多缺失：在汉宋观上，皮氏扬汉抑宋，而曲意回护朱熹；在今古之争上，他尊今而抑古；这些论点，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都有重加考量与评判的必要。但是《经学历史》毕竟是我国第一部成系统的叙述经学历史发展的学术专著，其筚路蓝缕之功自难抹煞；同时《经学历史》作为时代的产物，它在反映皮锡瑞治学观的同时也折射出了某些时代的特征。将《经学历史》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自能从中透视出“皮锡瑞式”的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面临千古未遇的大变局时的价值取向、治学路径，这样，《经学历史》便带有了超越其自身的“坐标”的意义。

（本文原载《北方论丛》2006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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