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就王琼《双溪杂记》一书的写作、版本、流传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讨论，以及对主要版本之间的文字内容差异稍作了一番互勘，同时论述了《双溪杂记》对研究明代历史的文献价值。可以说，《双溪杂记》是一部研究明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关键词：王琼 双溪杂记 文献价值
一 前言
王琼，字德华，山西太原县人，生于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年），卒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年七十有四[1]，世称“晋溪先生”。王琼于成化十二年进士，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先后出任户、兵、吏三部尚书，曾两度负责漕政，任职户部期间表现不俗，为兵部尚书期间，运筹帷幄，坐而谋定，平定逆濠之叛，在陕西三边时多次击退土鲁番叩关入侵的军事活动，声名大震，边陲远播，史称“琼在边，戒备甚饬”、“诸番荡平，西陲益靖”等[2]。王琼为官四十余年间，勇于任事，敏练果决，所至局面为之大开，政绩卓著。时人谓其“当正、嘉间，（彭）泽、（王）琼并有才略”，在三边之时，“人以比杨一清云”[3]。山西人及时人将乔宇、王虎谷、王琼三人称为“河东三凤”、“河东三杰”，评者谓前二人为凤，而王琼则是“一枭”[4]。死后，葬于山西太原西北七里蒙山之麓，嘉靖皇帝根据他一生的功绩，赠谥“恭襄”，并敕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霍韬撰《赠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恭襄前少师王公神道碑铭》[5]。恭者，尊贤敬让，或敬事供上也；襄者，辟地有德，或甲胄有劳也。[6]明末李卓吾《续焚书》将其归入经济名臣类，与周忱、于谦、王恕、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辈齐名[7]。由此可见，王琼一生功勋卓著，威望之高，“有功于民社”[8]。
然明清史书，多以王琼生前曾结交近侍、与彭泽不合以及与大学士杨廷和龃龉相雠等原因，官修《明武宗实录》、《明史》对其评价不高，甚至持贬意看法。如《明史》对王琼评价甚低，谓“琼为人有心计，善钩校”、“琼才高，善结纳”、“而琼险忮，公论尤不予”[9]等等。其实，明代宣德以降，经世务实之臣欲有所为，多有结交近侍者。正统年间周忱巡抚江南，王振新建私第，“文襄密令人规度其厅事内堂，广狭长短，命松江织绒地衣以馈”[10]，正、嘉间朝野上下内外无不结交内侍，万历时张居正为推行新政交结巨珰冯保，此皆为时人所共知。对于此点，认为王琼交结近侍的《明史》纂修者亦不能否定，其云“因得自展，所奏请辄行”[11]。何为史书独以王琼交结近侍而难之，岂非苛求也。关于王琼与杨廷和之间的雠隙关系，张正民先生已有详细辨析[12]。官修史书虽对王琼评价虽然不高，但以其有功于社稷，亦无法掩其功绩。
王琼著述甚多，督理漕政时曾纂《河漕图志》，“胪其事为志”、“继者按稽之，不爽毫发”；任职户、兵两部时，有大量奏议，后人辑为《户部奏议》、《本兵敷奏》、《环召新疏》三书。又据方志记载，尚有《晋溪集》、《晋溪约言》。另外还有几部单行本之作，如《西番事迹》、《北虏事迹》和《双溪笔记》等著作。王琼宏富的著述，在当时就有所散佚，甚是可惜。
王琼生前死后都是一个毁誉参半、具有相当争议的人物。很长时期以来，对王琼的研究极其有限。笔者检索相关索引，所获甚少，似乎国内张正明先生曾作《明代重臣王琼》一文，对王琼一生的功过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13]。关于王琼研究的这种现状，与王琼功勋卓著的业绩和他丰富的著作相比，可以说非常不成比例，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状况。令人聊以安慰的是，山西省为表彰地方人物而将其部分散佚的著作搜罗整理成《王琼集》出版[14]。
笔者不揣谫陋拟就王琼所著笔记史料杂著《双溪杂记》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写作、版本、流传情况以及其对研究明代史的文献价值，略作探讨，以见王琼论著风采之一斑，求教方家。
二 《双溪杂记》的写作与流传情况
《双溪杂记》是王琼谪居绥德时所作。正德十六年三月，明武宗晏驾，其堂弟入主神鼎，即嘉靖皇帝。正德末年，大学士杨廷和以“琼所诛赏，多取中旨，不关内阁，弗能堪”[15]，故此二人不相能。世宗即位后，言官交劾王琼，廷和从中下其事，系琼御史狱，时间在正德十六年夏五月。王琼上奏力讦杨廷和，嘉靖帝不直琼，下廷臣杂议，坐交结近侍律论死。[16]琼疏辨，言官史道、范永銮等亦请宽之，乃减死罪，戍庄浪。琼复以年老，而改戍绥德，即今天陕北榆林地区。[17]王琼《晋溪自记》载：嘉靖元年五月朔，王琼抵达绥德，“僦舍州城中”，“观绥之诸山，至月崖。崖有寺曰月宫，去城北二里而近。近而弗哗，幽阒而弗荒，因以为游息之所。”[18]次年十月，陕西按察佥事桑汝公至绥德，见周围环境清幽，遂命人凿崖东旧有石室，名之晋溪洞，且于附近复构小屋。自此，王琼定居于此。[19]因其所住地方有大理、无定二河汇合，故又自署“双溪老人”。
嘉靖六年，张璁、桂萼、霍韬等以王琼与杨廷和有宿怨，同时以边警起，力荐请复用王琼。嘉靖以琼年老，不纳，但是令其还民籍。后又复其尚书待用。[20]次年二月，起复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陕西三边军务。[21]王琼谪居绥德的日子至嘉靖七年结束，为期整整六年。《双溪杂记》就是王琼定居双溪后撰写而成的[22]，书竣后以其所居双溪为誌，故名《双溪杂记》。又《晋溪自记》云：“予所居岩穴，在双溪之间，怡神养气之余，忽有所思，辄录于册，久而成帙。”据此可知，《双溪杂记》这本杂著应该在谪居生活结束前已就，《双溪杂记》正文前这段序文，当是后来出版时补作的。
《双溪杂记》传世本有多种版本，且文字上亦存在较大出入。据笔者所知，最早的版本是明人高鸣凤嘉靖年间所辑《今献汇言》中所收之《双溪杂记》本[23]，嘉靖间万表汇编《灼艾别集》所收本，万表《灼艾集》、《续集》、《别集》分别成于嘉靖辛卯（1531）、甲午（1534）、癸卯（1543）年[24]，由此可知，万氏所据《双溪杂记》版本当是嘉靖七年至二十一年《灼艾别集》成书之间的某一版本。民国二十七年，张寿镛刊刻《灼艾集》时就是用己所藏明刻本的。上述两种版本皆非《双溪杂记》全本，皆为节抄本。其中高鸣凤《今献汇言》录入二十三节，然略具首尾；万表《灼艾别集》录入二十八节，不具首尾，然有十九节[25]为《今献汇言》本所无。二本都不分卷。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时，曾经下令遍访民间藏书，曾有两淮盐政采进本，亦是无卷数[26]。
明人焦竑《经籍志》载《双溪杂记》二卷，王琼撰。[27]焦竑，系嘉、隆、万间人，去王琼不远，所记当不会有误，应该曾亲目此书。稍后，明清之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亦载“王琼《双溪杂记》二卷”[28]，清纂修的《明史》亦是著录为二卷[29]。其他著作多载《双溪杂记》为二卷，如《钦定续文献通考》等。因此，可以断定王琼《双溪杂记》确为二卷本。但是也有极少数著作在提及该书时，说无卷数，如《钦定续通志》就说无卷数[30]。上述情况说明，明清时期《双溪杂记》流传诸家本皆有删节。
上世纪三十年代，王云五编辑《丛书集成初编》时，收录王琼《双溪杂记》时，是据影印明刻本的《今献汇言》本[31]，笔者曾核对过这二书，一无所差。后来，王天有先生在主编《中华野史》明朝卷时[32]，也收入王琼《双溪杂记》一书，著为一卷，就是采用《丛书集成初编》本的。换言之，也就是源自《今献汇言》本。但是，《中华野史》所录本点校错误甚多。新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收入王琼《双溪杂记》，署一卷，也是据《今献汇言》本[33]。
前文言及，山西整理出版地方人物著述，曾出版《王琼集》，集中收有《双溪杂记》一书。该本以高鸣凤《今献汇言》为基础，以万表《灼艾别集》本补入前者所无节段[34]，并参考别本，重新分节为四十二，亦不分卷。《双溪杂记》自成书以后，在明清两朝流传甚广，从各家辗转摘录撮抄即可说明其流传情况之一斑。下面就他书引用情况举几例，以略见其流传。
比如，明人韩邦奇《苑洛集》引用《双溪杂记》一次[35]，徐三重《采芹录》引用一次[36]，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评论一次、引用十段[37]。清初，姚之骃编纂《元明事类钞》引用二次[38]，毛奇龄《西河集》引用一次[39]。清代钦修《钦定历代职官表》引用两次[40]。由此可证，王琼《双溪杂记》在明清两代是相当受重视的，参考者之众，引用频率之高。
三 《双溪杂记》内容互勘
高鸣凤《今献汇言》录王琼《双溪杂记》23节（下简称《今》本），万表《灼艾别集》录28节（下简称万本），单锦珩《王琼集》收《双溪杂记》为42节（下简称《琼》本）。前面论述过，《王琼集》所收《双溪杂记》为目前所见最全的本子。兹以《王琼集》所收《双溪杂记》作为标准本，互勘三本之文字内容上差异，这需要一定的篇幅来讨论。
按照《琼》本所分节次，万表本缺第1、2、3、9、15、16、21七节全缺，第40节缺绝大部分内容。第6、7两节万本合二为一。高鸣凤《今》本前面部分相对比较全，后面部分阙略较多。归结起来，《今》本缺第12、13、14、17、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计二十节。《琼》本说万本比《今》本多出十九节，这里多出二十节，是因为《琼》本在点校时，将万本之一节分为二，即《琼》本第13、14两节。以上大致为《今》本、万本、《琼》本中《双溪杂记》段落分布情况。
三本《双溪杂记》不仅段落不一致，而且在文字内容上出入非常大。下面我们将一一来分析文字内容上的出入情况。
1．《琼》本第4节，取自高鸣凤《今》本。与万本对勘后发现，《今》本、《琼》本脱漏、差异现象较多。兹引录如下：
弘治某年，因灾异，礼部会官议修省事件，……定议镇国等将军，年及十五岁，方准拨支禄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论之，则日益不及；以宗室论之，往往衣食不继。又宗室降为庶人者，计口月给米一石，比与将军、中尉，反得实支。宗室例不种田纳税、商贩营利，而常禄不给，势所必至矣。
此段中，“则日益不及”，万本作“给”，从上下文与明代宗室禄米供支情况来看，万本“给”要更合适。万本在“往往衣食不继”后面，还有一句话：“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为生计也。”从下文论述中将降为庶人的禄米供给情况与镇国将军、中尉作比后，王琼有一句议论的话对应来看，应该有万本这句评论之语。“反得实支”，万本作“反得实惠”，似更贴切文意。上引文中最后一句“势所必至矣”，万本无。而万本是另外一句，“日见其贫乏，不能存活矣。”这二句孰是孰非？但联系上下文来分析，“势所必至矣”，与上文文意不连贯，无法理解此句。而若以万本此句与上下文连缀起来通读，就语义明确，语气亦非常顺畅。
2．《琼》本第5节，最后一句话作为：“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此贪婪之难禁也。”万本与此句文字意思相差不大，只是“此贪婪之难禁也”部分，略有出入。万本作“俸禄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贪婪是以难也！”《琼》本简洁，万本深刻！
3．《琼》本第6节，王琼《双溪杂记》此段内容讨论明代官员转迁问题，《琼》本在文字内容上有多处与万本存在差异较大。其中有两个字的差别，《琼》本与万本不同。《琼》本的点校者单锦珩先生指出了一个“皆”字万本作“该”字，而漏另一个“可”字万本亦作“该”字。此小异而已。《琼》本后面有部分与万本差异非常大，兹录下：
翰林官不历政事，故不外补。中书九年，升各部员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升八品，最为清苦。此建官之制之变也。
万本在“故不外补”后面还有一句，“九年方得升行入内，选补科道”。“中书九年，升各部员外郎”，万本作“中书亦九年，得升各部员外郎”。明制，他官犹内外互转，“惟词臣不离本局，确守此制”[41]。因此，词臣往往有积薪之叹，凡九年满者才可升迁[42]。但是就明制而言，翰林官系统罕有升补科道官者，一般升迁途径的终点是入阁[43]，唐克军对明代官员升迁的研究亦证明了此点。[44]翰林官间有外补者[45]。“此建官之制之变也”一句，万本作“此建官之制之变不能久也”，从文意上来看，《琼》本语义明确，万本此句费解，大概去掉“不能久”前“变”才是。
4．《琼》本第8节讨论明代官员数量与铨选之间的关系，《琼》本中“天下官员，设额若干，计算取士，须是勾除用”一句，万本作“天下官员，设额若干，计算取士若干，足勾除用”。万本表述完整，语义完备明白。而《琼》本“须是勾除用”较为难解。另外此段中，“民生不安、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万本所“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根据上下文意来判断，《琼》本此句较佳。
5．《琼》本第10节与万本差异亦甚大。此节《琼》本源自《今》本所录。此段文字是关于明代中书省与废相的论述，万本阙录，兹摘录如下：
国初，在内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在外设行中书省。盖太祖圣神文武，凡事独断，然其初亦以任相为务。尝与诚意伯刘基论可为相者，基曰：“夫宰相者，持心如水[46]，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预焉者也。”“胡惟庸小犊，相偾辕而破犁矣。”后胡惟庸为相，事败，遂罢丞相不设。
又《今》本与《琼》本中，引用《大明律》一段与万本相左。原文如此，“《大明律》云：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斩。”而万本该句作如是，“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及交结近侍官员符同奏启，或上言大臣德政，皆坐以斩罪。”稽之《大明律》，万本所录文字更为完备。[47]盖当时人引用《大明律》此段文字时多以三者同引，如高供《本语》即是如是[48]。王琼对于《祖训》和《大明律》所引两段文字有一评论，此评论《今》本与万本不同。《今》本谓曰：“盖鉴古宰相专权结党之失，为虑至深远也。”而万本云：“盖鉴古宰相专权结党潜移国祚，为虑至深远也。”因为缺乏足够的版本，很难确定孰是孰非。《琼》本中所引朱熹的一段文字，与万本略有出入。另外，《琼》本“而奸臣蒙蔽者多”句，万本作“而为奸臣蒙蔽乱政之国者多矣”，从语义通畅达意上来看，万本优于《琼》本。
6．《琼》本第11节问题最多。此段是王琼关于明代内阁制度形成变化过程的一段文字论述。有必要多引录文字：
尝见纪国初事迹者，内载洪武间设有殿阁大学士，其职不过代草词令，凡制诰、碑文、祭文，多出御制。如今天下各衙门表笺、祝文、祭文，虽臣下所用，亦出御制。至于武臣诰命，皆组织之，不书。其每日群臣奏章，面奏取旨毕，各衙门官将奉旨意批写本后，送该科类写，奉到旨意覆奏。……仁宗皇帝正位东宫，皆转春坊官。凡草制、纂修等事，惟翰林院掌之。如永乐十三年，纂修《性理全书》，书成，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奉政大夫胡广，奉政大夫、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金幼孜上表进呈。盖虽春坊官，必须兼翰林院职銜，方得预纂修之事。况胡广等所兼，不过左春坊大学士，则是时殿阁大学士不设已久矣。今尚书在内阁办事，六部请敕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写敕施行，则旧意犹存可考。终永乐之世，二杨官止五品，盖为衙门所拘。仁宗登极，始以东宫旧臣，升士奇为礼部侍郎，寻升少保，……英宗即位，复命入内阁，正统四年，修《宣德实录》成，进少保。杨士奇、杨荣俱进少师，号“三杨”。然自此官职一变，其后，遂使凡在内阁书办年久者，亦得升至尚书。至于序班、典乐等官，亦以年资，升至尚书，掌烘胪寺、太常寺事。皆三杨开其端也。
万本于“凡制诰”句前尚有“然每有犯辄罪黜”一句。“其每日群臣奏章”，万本作“其人每日群臣奏事”，万本此句不通，应是《今》本或《琼》本正确。万本在“永乐初”句前，多出一句，“岂有大学士敢自为口旨，送内批千本面发出之事乎？”万本于“如永乐十三年”前有“无内阁掌管之说也”，在“方得预纂修之事”下，有“未有殿阁学士而独任纂修之事者也”，在“盖为衙门所拘”后有“初未有衙门小官大之例也”。这四处，万本皆在叙述了四事即殿阁学士参与决策、草诏、纂修、殿阁学士官阶后，有一句评论性的文字。《双溪杂记》整体文风如此，故而万本所多出四句当不误。“然自此官制一变”前，万本亦多“初，杨荣升尚书不过工部，不敢以兼官压六卿之意可见”。嘉靖初，阁臣压制六卿现象已肇显，王琼抚今追昔，有此一段评论，亦在情理之中。[49]明人所纪内阁时，对于内阁与六卿此种关系变化情况，一般皆有此认识，如明末清初孙承泽载及此事时有与此句完全相同的评论，甚或孙承泽就是引用王琼《双溪杂记》此段[50]，亦未可知也。根据上下文语气、语义来分析，“然自此官制一变”是一个具有转折语气含义的一段表述，上文当有一陈述性的句子。以此推断，万本所多之句，甚是！
另外在该节末，万本有一大段文字是《今》本或《琼》本所无者，此句为“由是内阁之权渐重，无异宰相之设。六部之权渐轻，凡事多禀受内阁风旨而后行。卒使祖宗官制额定之员得以增置，而日久因袭，遂不可复矣。”笔者认为，前文这么一段长文的目的与主旨就是在此最后一段点睛。《今》本或《琼》本就大为逊色了，仅是一个事实的叙述，而这与王琼作《双溪杂记》的旨趣不吻合。故此，万本该节结尾甚合王琼作文宗旨。由此推测，有万本此段文字更为合理。
7．《琼》本第20节，与万本互勘，缺少一段文字。《琼》本第20节以“洪武、永乐间”起句，至“其后有以考满加秩者，或以功加者矣”收尾。但是，万本“或以功加者矣”一句无“矣”，而且在其后多一段文字：“至于无故加秩，必先加武臣以塞口，甚至以定策遍加戚畹、武臣，由内阁欲冒白爵有以启之也。”由于王琼不仅在于叙述明代国家典章制度，而且重在考察制度的变迁过程。因此在制度变更的事实叙述后，作出必要的评论是理所当然之事。因此，笔者认为万本的文字内容应更接近王琼《双溪杂记》整个著作的行文风格。《琼》本该段中有个别文字与万本亦不同，但是不关主旨，此不赘述。
8．《琼》本第39节，亦是与万本所录文字差异甚大的一节。正德年间盗贼四起，王琼认为是当道者无能，应“当用骁将，选劲兵讨平之”[51]。后来，“因贼攻破曲阜县，犯阙里，李东阳女嫁衍圣公子，圣公言于李，以为布按二司守巡官迂回避贼，见城破不救，始下守巡官狱，出为民。”万本作“圣公言于东阳”，按明代的称谓来看，谓衍圣公言于东阳当更佳；在“始下守巡官狱”前有“东阳怒”语。根据该段文字，无“东阳怒”一语，不甚通畅；且有“东阳怒”亦是非常合情合理。故此，有此语甚是可能。
该段最后部分，《琼》本作“疏下，都察院都御史王鼎奏乞令兵部差官勘究，何鑑不行。定罢归，竟以（陆）完代鼎。”万本作“何鑑护短不行”。“鼎罢归，竟以完代鼎”句，万本与此不同，作“党院者嗾御史以他事论鼎不已，遂罢归，竟以完代鼎”。
万本亦有其个别字句与《今》本或《琼》本不同着，甚至《今》本或《琼》本有而万本无者。如《琼》本第39节中，“世袭都御史马炳然挈家由江浙归四川，为刘七等所掠杀死，因与杨廷和乡亲，亦赠官荫子。”，此句万本中“无因与杨廷和乡亲”一句。
从上面八节互勘分析来看，应当说万表《灼艾别集》本所辑王琼《双溪杂记》更胜一筹。从文字、内容以及完整性方面皆远超出高鸣凤《今献汇言》本所录《双溪杂记》。
此外，笔者根据较全之《琼》本中《双溪杂记》的内容作一大胆推测，前十九节可能为原本《双溪杂记》卷一之主要部分，时间大致定在正统时期，因为这部分内容更多地侧重于明代国家典章制度变迁的考察与议论；后面二十三节大概是原本卷二中的内容，这是由以下两点来推测的，一这部分内容侧重于人事品评，偶及制度，二《琼》本从第二十节开始，又谈洪武、永乐间事，第二十一节谈永乐初事，这与前面屡屡出现之国初有相当的对应性，具有另行起卷的暗示迹象。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测，尚有待新材料的发现来说明原本《双溪杂记》的分卷情况。
四 《双溪杂记》的文献价值
王琼《双溪杂记》与明代众多的笔记史料相比，具有相当与众不同的特色。明代绝大多数的笔记史料是重史实叙述，而较少以评论为主者。然《双溪杂记》从内容上看，不仅在于叙述史实，更主要是以评论见长。这基本构成了《双溪杂记》与其他明代笔记史料不同的主体。
《双溪杂记》自传世以来，明清时期就对该书评价不一，有贬斥者，有辩护者，可为学术史上有趣之一例证也。明代对此书攻击最甚者，首推王世贞。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有一条评断明代修史得失文字，氏云：
“国史之失职惟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技书，故无当也。史失求诸野乎，而野史之弊有三。一曰：挟隙而多诬。其著任非能称公平贤者，寄雌黄于睚眦，若《双溪杂记》《琐缀录》之类是也。”[52]
又明人郑晓《今言》亦云：“近记时事小说书数十种，大抵可信者多。惟《双溪杂记》、《蹇宅琐谈》二种好短人，似亦好恶亦欠端。”[53]
然而，更有趣的，正是这个对王琼《双溪杂记》攻击最厉害的王世贞，竟然在这本《弇山堂别集》中引用《双溪杂记》次数是最多的，远远超过他人所引次数，所引内容亦是最多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反讽！王世贞固然熟谙明代掌故、史实，然其所论多有偏狭之处，如其对万历首辅张居正的评价甚不合历史事实。此中详情，已有学者著文辨析[54]。王世贞对王琼的评价，张正民先生已有辩论[55]。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应对王世贞的评论保持一定的警惕。
清初，毛奇龄有一段为《双溪杂记》辩护的论述，甚是公道。他说：“若史料辨《双溪杂记》谓大珰独请廷和入票旨以为雌口，固属快论。但此不必为廷和辨。只就当日情事究之：请者逆濠，主者大璫，争者费宏，予者陆完，票之者廷和，储、冕、纪等而言者之；劾之者，惟储则瞭然耳！”[56]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写者评论《双溪杂记》是亦存有不同认识。一部分作者认为，李贤《天顺日录》、祝允明《苏材小纂》、陈循《辨冤疏》、王琼《双溪杂记》等，“盖皆同时亲与其事者，故引以为据，明所述之不诬云”[57]。而另一部分提要撰写者，认为王琼《双溪杂记》所载“朝廷故事，于弘治以前颇有稽核，足与正史相参，即是非取予亦不甚刺谬。”然则至正嘉之间，则“自任其私，多所污蔑，不可尽为实录。”[58]由上述情况可知，这些作者评价《双溪杂记》时认为其前半部分真实可信的意见，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大多责难王琼《双溪杂记》者，皆以王琼交结近侍江彬、钱宁等以及与大学士杨廷和不协之数事，而大加刁难。即使认为《双溪杂记》后半部分关于人物品评的内容“欠端”的人，还是认为其后半部分中的内容并非不可信[59]。关于王琼生前是非、人际关系，前文已略有辨别，此处不复申论。
《双溪杂记》一书的内容主要涉及到明代典章制度、人物评论、西北边防守御以及朝中派系争夺等。王琼著此书的宗旨和写作态度，从《双溪杂记》正文前面的一段序文中明白可知。他说：
“昔司马迁罪废之余，作《史记》，为万世史学之宗。后世山林隐逸之士，有所纪述，若无统理，然即事寓言，亦足以广见闻而资智识。其所纪时事，得于耳闻目击，有出于史册之所不载者，皆足以示劝惩而垂永久。是宜人见而爱，爱而傅之于不泯也。然其所纪载，闻见或不实，毁誉或失真，甚至杂以诙谐之语、怪诞之事者，亦有之矣。若是者，虽传于世，读者何益焉？惟夫事核而词简，理明而论公，大而有关治道，小而切于日用，虽曰信手杂录，而举一事、寓一理，使读者忘倦，如刍豢之悦口，斯不为徒言矣。
予所居岩穴，在双溪之间，怡神养气之余，忽有所思，辄录于册，久而成帙。虽不敢自谓尽合道理，然皆纪实，无空言者。格物君子，得而观之，未必无所取云。”[60]
王琼讨论了非官方系统修撰史书的情况，指出他们的缺点在于，“闻见或不实，毁誉或失真，甚至杂以诙谐之语、怪诞之事者，亦有之矣。”因此王琼提出自己关于私撰史书的看法与原则。他认为己著杂记，“虽不敢自谓尽合道理，然皆纪实，无空言者”。
从文献的角度来看，《双溪杂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侧重于考察明代中期以前的典章制度的变更得失。
《双溪杂记》就明代典章制度方面的宗室、官员俸禄、铨选升转、内阁嬗变等都有叙述议论。兹以明代内阁制度的变更为例，以透视王琼《双溪杂记》的特点。
《明史》对于内阁制度的记载甚为简略[61]。今之学者研究明代内阁制度非参稽他书不可，尤其是私撰史书。[62]其中《双溪杂记》有关明代内阁的形成衍变有相当详细的纪载，且对几个关键性的转变阶段有所评论，但该书往往为人忽视。[63]《双溪杂记》一书短短四十二节中约有八节，主要是讨论内阁制度的形成嬗变情况。洪武末设殿阁大学士，“其职不过代草词令”、“以备顾问而已”，原非一行政决策机构，仅是顾问集团，殿阁大学士品秩亦低，仅五品官而已，属翰林院系统。[64]明代内阁制度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在永乐至正统年间完成的。殿阁学士在迈向具有宰相权力的内阁大学士中重要的一步是兼部职。永宣间，杨士奇等人以翰林院学士职兼他衔纂修《性理全书》、《实明录》等书，以有功兼六部衔职，初尚略带虚兼性质。迨至英宗即位，三杨皆加宫保兼六部衔职，才逐渐改变了殿阁大学士品级。然而，“初，杨荣升尚书不过工部，不敢以兼官压六卿之意可见。”[65]但是自此“官制一变，其后，遂使凡在内阁办事年久者，亦得升至尚书”[66]。至于序班、典乐等官，亦以年资，升至尚书，掌鸿胪寺、太常寺事，这些“皆三杨开其端也”。因此，王琼评论道：“由是内阁之权渐重，无异宰相之设。六部之权渐轻，凡事多禀受内阁风旨而后行。卒使祖宗官制额定之员得以增置，而日久因袭，遂不可复矣！”[67]正德以还，以尚书入阁成为进身的阶梯和惯例[68]，若由吏部尚书入阁其权则更重。
在内阁制度发生变化的这一重要阶段，关键性的变化是票拟制度的雏形出现。明英宗九岁登基，凡事皆白张太后然后行事，以张太后宠任三杨，“令付内阁议决，每数日必遣中官入阁，问连日曾有何事来商榷。”[69]一切奏事，“具帖开报，验有不付阁议者，即召司礼监责之”[70]。此即是明代内阁票拟制度的滥觞。票拟出现，开启了明代宦官过问内阁事务，以后伴随票拟的制度化而制度化。
王琼《双溪杂记》对永乐至正统之间，内阁制度形成变化的过程、变化特征、利害以及与翰林系统之间的关系，抉微探幽，有翔实的叙述分析评断，可以说是研究明代内阁制度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
二、 品评人物功过。
《双溪杂记》有相当一部分的篇幅品评了明初至嘉靖时的重要人物，如三杨、李贤、于谦、刘键、李东阳、刘瑾、杨廷和、彭泽等对明代历史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如于谦与李贤，二人皆为正统天顺间重臣，《双溪杂记》有二段论述之。王琼云：
“正统己巳秋，兵部尚书于谦以社稷为重，力排和议，身任总督军务，选将练兵，坐摧强虏，光辅中兴，阙功非细。”[71]
又云：
“当时天下之人，皆知谦以身佩安危，功在社稷，而谦亦自信其得效忠荩，扬眉吐气于班行，而岂自虞其有杀身亡家之祸于后日哉！”[72]
于谦取祸的根本之因，在于“正小人侧目之秋”，因此事情一旦发生变化，此辈“挟之以忌妒之私，而乘之以众怒之隙”，于谦于是祸难免矣。倾于谦之魁首为曹吉橡、石亨、徐有贞等人，但是石亨不通文墨，而有贞、李贤皆曹吉祥引荐入阁办事之人，故除于谦之策，“皆用徐有贞策，而（李）贤阴助之”[73]。石亨曾慨然欲荐江西隐士吴与弼，李贤“代为草”，付亨奏之。则可见曹、石与徐有贞、李贤之亲厚。后以石亨嚣张跋扈，有贞、贤辈渐不能堪，故才有除亨之意。
萧维祯为御史，阿附曹吉祥、石亨构陷于谦。后升南京刑部尚书，都御史寇深为曹钦所杀，举代之者，李贤首荐萧维祯可用。明英宗曰：“此人曾哉吉祥处通情，吉祥力荐之，非端士也。”[74]遂不用。王琼由此推论：“夫萧维祯奸党诬忠，而贤荐用之，则贤为有贞之党，益昭昭矣。”[75]
弘治年间刘键与程敏政二人之间关系亦如于谦和李贤，王琼亦载论之。[76]
《双溪杂记》关于人物评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对刘瑾事迹的记载评论。王琼一方面客观地纪录了刘瑾擅权时，暗窃国柄、公然索贿的恶劣行径，对其予以严厉的斥责。然王琼并不以此而掩没刘瑾擅权期间一些可取的措施。刘瑾之败实由宦官内部斗争所致。史载刘瑾擅政时，曾变乱祖制[77]，王琼《双溪杂记》对此给予了客观的评论。他说：“其增减南、北进士名数，及取南京户部茶、盐引由契铜板赴北京户部掌管，最合旧制。”[78]又说刘瑾素知边方召商买纳粮草情弊，因此盘查边镇仓储，但也生发了不少弊端。[79]
王琼在论及太仓库银时，说户部尚书孙交与李东阳相善，然二人皆非经世之材。孙交无预备之措，“命户部侍郎杨潭总督军饷，发太仓库银二百余万量，分送各州县和买粮草”，滋扰百姓且不言，尚为有司侵剋或为盗贼所劫[80]。感慨于此，王琼叹曰：“刘瑾用事，太仓库银积至二三百余万，至是为交所费几尽。”[81]
《双溪杂记》所载的这些情况，提醒我们在对明代一些人物作出一边倒的评价时，应该有所保留。
三、揭示了明代中期派系斗争情况。
弘治皇帝在位期间，亲任文武大臣，虚怀纳谏，被后世史家盛赞为“弘治中兴”。然正是在这所谓“弘治中兴”气象之下，官场内外互相倾轧、派系斗争激烈，此起彼伏。刘健，时人公认为“立心端正”、“一以公平为主”，却以程敏政曾讥其不会做诗，而以公报私怨而排陷敏政入狱。[82]
更重要的是，王琼清晰地揭示了此一时期，朝中廷臣形成了以刘键、李东阳为核心的两大派系集团，这两大集团明争暗斗，互为奥援。刘键为河南人，李东阳湖广人。当时仕宦显达者，河南有马文升、许进、刘宇、焦芳、李璲等；湖广则有刘大夏、王俨、熊翀等。刘键以马文升不附己而屡阻其策。马文升荐刘宇为总督宣大军务，刘大夏以与文升、宇有隙而阻之。又刘大夏与李东阳为同乡，且同为庶吉士，而极相厚。王俨与刘大夏为姻亲而擢升之。马文升为吏部尚书，欲抑王俨，欲引进刘宇不遂。等等，如此不一而足。[83]《双溪杂记》关于此时期的派系斗争的记载，要详于正史所载，而且还向人们提供了众多的细节。即使王琼可能以个人因素而有夸大的成分，但当时朝臣之间派系斗争的情况亦是清晰可见。由上叙述可见，王琼《双溪杂记》对研究弘、正间派系斗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双溪杂记》中最令人瞩目的是王琼的变易观。王琼说：
“阴阳五行，动静循环，本无一定，故世道反覆相寻，亦无一定。试观历代帝王创业法，未有久远可行而无弊者，气数使然也。若曰自我立法，万世无弊，圣人不能矣。今以法制不能尽善者，论著于左，有志经世者，欲求至当，必将有感于斯焉。
尧禅舜，舜禅禹，善矣；魏禅晋，周禅隋，未善也。禹传启，武王传成王，善矣；秦传胡亥，隋传杨广，未善也。然则传显乎？传子乎？未可定也。封建善矣，争夺之害生；郡县善矣，数易之弊起。然则封建乎？郡县乎？未可定也。……古昔圣帝明王，创立制度，令子孙世守，不许变更，然终不能使其必不变者，非帝王智虑有所不及也，势之所使不能不变耳。亦犹造化阴阳、昼夜、寒暑不能一定，非人力之所能为者也。”
上引可见，王琼变易观的思想源自先秦经典《周易》。他认为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变化着，善中蕴含着不善的因子，不善中亦存有善的成分，善与不善为一相对统一体。因此，观察历代帝王创业之法，“未有久远可行而无弊者”，这是“气数使然也”，“非人力之所能为者也”。《双溪杂记》所述之事，所论之典章制度，无一不是此种观点的阐释生发。王琼的这一思想闪烁着辨证思维的光芒，诚为宝贵。这与他所处同时代之人动辄以祖制不可变，始终企图守持旧制以为万古不易之法有着根本的区别。
综上所述，《双溪杂记》是一部有所思的史著，在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中，王琼已经开始对明代前中期重大的典章制度、人事初步作了具有总结性质的反思。这一点从其所云“忽有所思，辄录于册”可知，许多史实的纪载议论是其深思熟虑的产物，而绝非一般的打发一时的消遣之作。同时《双溪杂记》的史料基本上可信。因此，王琼《双溪杂记》是一部研究明代史不可不重视的史学论著。
附录：
《王琼集》所录《双溪杂记》，单锦珩点校，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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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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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首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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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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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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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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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司马迁罪废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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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无所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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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王琼的著史宗旨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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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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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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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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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将有感于斯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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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变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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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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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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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禅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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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力之所能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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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代之史以证变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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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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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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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天下诸王皆置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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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所必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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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宗室禄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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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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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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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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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贪婪之难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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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百官之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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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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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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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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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不相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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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官员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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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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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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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定黜陟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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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不相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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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考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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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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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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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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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科目之选并行不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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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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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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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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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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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帝王建立公、孤、六卿之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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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翰林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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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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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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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在内设中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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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世无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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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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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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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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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见纪国初事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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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三杨开其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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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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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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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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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文皇帝靖难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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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宣德而成于正统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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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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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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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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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九岁登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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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票旨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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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票拟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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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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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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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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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因袭而为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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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京制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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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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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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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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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敢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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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杨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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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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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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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论晋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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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道而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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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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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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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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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女后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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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贤任益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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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天顺间朝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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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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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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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制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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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逆睹成败利钝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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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天顺间朝臣挟私攻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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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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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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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己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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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吉祥、石亨与徐有贞、李贤相亲厚可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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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贤辈构陷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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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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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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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永乐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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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功加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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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加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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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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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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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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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遂以尚书为入阁阶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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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内阁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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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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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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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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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自三杨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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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士入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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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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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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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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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弘璧相继死，绝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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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内臣与六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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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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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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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进退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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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久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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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内阁会推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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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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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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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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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有不能必尽善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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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今之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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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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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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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阳刘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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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能不起人之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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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键排陷程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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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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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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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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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谢政去而不可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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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阁臣与内侍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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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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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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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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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合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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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瑾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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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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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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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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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有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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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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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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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素知边方召商贾纳粮草情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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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