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上，举行“胜利者集会”。人们欢呼“自由和民主的胜利”，他们似乎看到西方式民主社会的大门已经向他们打开。作为这一事件的结果，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民主改革派顺利地掌握了国家政权。令他们倍感兴奋的是，他们感到这是俄罗斯实现“西方式民主”的天赐良机。自由派先锋波波夫和盖达尔等人直言要抛弃社会主义模式，移植资本主义，用最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改造俄罗斯。而民主派人士布尔布利斯则宣称，资本主义是目前为止人类创造出来的虽不是最理想但却是最好的制度，丘拜斯则表示，私有制和市场化改革是俄罗斯社会富足的唯一保证。[1]
正是出于对西方式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无限崇拜，使得叶利钦政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将当时在西方盛极一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作为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在叶利钦的授命下，俄罗斯组成了以激进改革派代表人物盖达尔为总理、丘拜斯为副总理和私有化部部长的政府。而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家杰弗里·萨克斯则被委任为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新政府班底组建起来之后便迫不及待地着手在俄罗斯实施一场以“休克疗法”为名的全盘私有化改革。
但“休克疗法”的实质，是激进改革派完全不顾本国国情的复杂性和现实需要，一厢情愿地将西方的经济体制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俄罗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休克疗法”有非常关键的三个步骤：一是取消计划管理，全面放开物价和外汇管制。二是减少补贴，增加税收，提高利息，紧缩财政和信贷。三是出售国有企业和搞股份制改造，实行私有化。
从表面上看，叶利钦政府推行经济体制上的“休克疗法”似乎能为俄罗斯的民众带来自由和公平，而且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实现似乎还应该能为他们带来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富足。但一种纯粹依据主观信念和意识形态狂热而进行的改革，最终难免会遭致由于幻想的破灭而产生的灾难性恶果，因为自然理性和法则是不会依人们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观念而转移的。从表面上看，俄罗斯普通老百姓的确得到了政府向他们承诺的“公平”：每个人不分年龄和性别都分到了价值10,000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将全国的国有资产平均折算到每个国民的人头上而来），用于公民购买国有资产。[2]用叶利钦当时的话来说，这一笔依据绝对平等的原则分配到每个公民头上的财产，足以令每个人都过上好日子（10,000卢布按当时的市值相当于每个人都分得两辆伏尔加轿车）。
但现实似乎总喜欢捉弄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家。实际上，自1992年初实施“休克疗法”之后，俄罗斯立刻就陷入了生产下降，恶性通货膨胀和投资萎缩三大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交织着诸多社会问题：政党政治的矛盾、社会分配不公以及国力的衰退。这些都使得国家在改革时期控制力极为有限。到1998年，这场危机在俄罗斯不成功的改革之后又演变成了新一轮经济危机的总爆发。[3]
“休克疗法”为俄罗斯确立了一条的“资本原始积累”式的“野蛮的市场经济”之路（与英国当年的“圈地运动”颇为相似）。为此，俄罗斯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长期处于危机之中。1991年苏联解体前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3万多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0％多一点，居世界第二位。当时的苏联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国力强大，科技发达，人民自信，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不容忽视的国际地位的国家。而苏联解体后经过“休克疗法”治疗的俄罗斯却衰败得不堪一击。据统计，苏联解体十年后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3000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当年的军事预算开支），是1991年苏联解体前的十分之一。外贸进出口总额大约为800亿美元，只相当中国的五分之一。黄金和外汇储备20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4]在1992至1998的六年间，俄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40％，工业生产下降50％，消费价格上涨6,168倍，居民实际货币收入下降55％，国有资产经过私有化后，集中到少数投机者中，产生了一批可以左右俄罗斯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的金融寡头。社会严重两极分化。这种情形只是到了普京上台之后才略有好转。[5]
美国俄罗斯问题教授斯蒂芬·科恩在他的《失败的征战》（Failed Crusade）一书中用极为精炼的文字分析了俄罗斯在经历“休克疗法”的改革之后所出现的极度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和社会不公的现实——
到90年代末，俄罗斯国民收入下降了50％以上（而美国在大萧条期间的产出也才下降了27％）；投资减少了80％；实际工资减少了一半；畜群和奶牛减少了75％。科恩说，实际上，在一些方面，农业产量的下降比在斯大林30年代强迫实行的农村集体化期间更为严重。到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时，前苏联各共和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就已经从1989年的1,400万增加到了1.47亿。这场市场改革实验造成的孤儿人数超过了俄罗斯在二战期间由于战争伤亡而导致的孤儿人数。与此同时，霍乱和伤寒重新流行，数百万儿童患有营养不良症，成年人的平均寿命骤然缩短。[6]
英国记者索马斯·米尔恩曾这样评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其说是打开了通向解放之门的道路，倒不如是把大多数公民引向了一贫如洗的道路，并导致了在和平时期使一个工业化国家经济崩溃的史无前例的事件发生。在改革的旗帜和美国所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的指引下，改革变成了一场浩劫。”这场改革造成的后果是：“民众倾家荡产、陷于失业，极度的不公正、猖獗的犯罪活动、极端的反犹主义和民族暴力冲突，以及将强盗行为合法化的胆大妄为程度和急不可耐的侵吞公共财产的行为”，而这一切都是在“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旗号下发生的。[7]
俄罗斯民主政府的政商勾结是与“休克疗法”的推行同步发生的。由于在这场空前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展开之时，俄罗斯尚未摆脱苏联解体之时陷入的严重经济危机，而私有化证券10000卢布的票面价值又由于国有资产的估算和拍卖未能同步展开而根本无法兑现。这无异于一场“画饼充饥”式的骗局：一方面民众似乎因他们所获得的私有化证券而得到了“公平”和“财富”，另一方面则是上千万民众因失业而衣食无着。即便是那些尚未失业的民众也由于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和政府下达的长达半年多的银行歇业令而无法依靠正常的工资收入或往日的储蓄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多数普通民众将私有化证券以远远低于其票面价值的价格卖掉来维持一家人迫在眉睫的生计就成了不得不为之的选择，而他们的这种选择正好落入了依民主原则上台的政客们的陷阱：由于普通民众对政府的政策缺乏了解，政府也有意无意地听任民众对经济形势的恐慌心理蔓延，再加上国有企业拆股工作进展缓慢，致使普通民众对手中的私有化证券失去信心。随着通货膨胀呈三至四位数的上涨，票面价值10000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后就贬值到只能买到10公斤香肠的市值。[8]而那些亦官亦商的政客或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商人和外国买办则充分利用这一时机以超低价格大肆套购民众手中的私有化证券。
在这场伴随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来的混乱中，官商一体的权势集团得到了大发横财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他们在随后进行的对国有资产的拍卖过程中，利用手中以超低市价收购而来的大量私有化证券再依超低的评估报价大量收购国有资产。这种在“体制改革”的名义下上演的瓜分“胜利果实”的闹剧，在将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沦为赤贫阶级的同时，却在俄罗斯造就了一个人数极少的、靠发国难财起家、一夜暴富的“新权贵”阶层。这一铁的事实无情地暴露了民主改革派在推行“化公为私”的私有化改革时堂而皇之地标榜的“要把属于人民的财产还给人民”的口号的欺骗性和伪善性。
如果说“新权贵”的上述发财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还与当时市场的混乱因素有一定的关联的话，那么他们中的大多人发财致富的另一种手段，则不能不说是与政商勾结并以政策合法化的合谋手段来鲸吞和瓜分国有资产有关：其特征是，政治权力与商业资本的勾结，利用国家陷入的巨额财政赤字的困境来进行“化公为私”的财富转移——
从表面上看，为了解决当时国家的巨额财政赤字，叶利钦政府“不得不”采取以下两种方式来向社会募集资金：首先，采纳新权贵的“建议”，由新权贵为国家提供财政贷款，政府则以石油和冶金企业等国有股份作抵押。到后来政府无力偿还新权贵的贷款时，就不得不将国有股份以远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将那些被抵押的国有资产卖给新权贵。使后者坐享利益惊人的回报。[9]其次，在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期间，叶利钦政府为了避免“政府瘫痪”和普通民众因经济萧条对政府产生不满情绪并粉饰其“改革成果”，大量发行短期融资债券。新权贵又趁这一机会大量买进这些债券。到后来，当叶利钦政府再次无力偿还兑现这些债券时，就以名正言顺的所谓“债转股”的方式把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拍卖。这个所谓的“债转股”方案的玄妙之处在于：被抵押的股份是按市场价格的30％作价，而“事后”政府则按“标准的”市场价格回购，其中70％的差额被当作酬劳送给了出资者。[10]
叶利钦政府实施的这种私有化政策从表面上看包裹了一层又一层“合法”的外衣：譬如，（1）立法机构对私有化改革的正式立法使“化公为私”的政府行为具有合法性，（2）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私有化证券的价值只能由市场来决定的“现实”使财富转移过程的不公正性有了合法的“客观”理据，（3）每次对国有资产的低价拍卖都是以“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或“剌激经济复苏”等名义而采取的“应急之策”，（4）在对国有资产进行评估时，那些一心想成就私有化事业的政府机构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把国有资产当成甩不掉的“包袱”低价贱卖，个中的秘密外人总是无法得知。
然而，尽管有了上述种种表面上“合法”的包装，这场空前规模的“化公为私”政策行为的政治腐败实质，人们仍然不难从其实施过程的非公正性中看出端倪：国有企业真正的买主是一些有权、有势或有关系的人，他们用极低的价格购买国营企业，12.5万家企业平均售价只有1700美元，有几万职工的大型工业企业仅卖二三百万美元，只相当于欧洲一家小型工厂的价格，而且那些用来廉价收购国有企业的钱，有许多都是凭关系从银行中贷款而来的。[11]
这其中的玄机就在于，哪些人才的资格享有这种一夜暴富机遇？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俄罗斯的“新权贵”都是哪两种类型的人，一切就都清楚了。这两种类型的人分别是：
（1）前政府和现政府高官：这些政府高官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来“合法”的为自己谋求财富和利益，大发其财。如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总裁丘拜斯（叶利钦政府副总理、私有化部部长），卢卡伊尔石油集团总裁阿列克别罗夫（前苏联石油天然气工业部副部长）和俄罗斯联合进出口银行总裁波塔宁（叶利钦政府的第一副总理）、伏尔加汽车营销公司总裁兼传媒巨头列别佐夫斯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秘书）。[12] 除此之外，曾任苏联天然气部长的切尔诺梅尔金，在私有化后成了俄天然气股份公司最大的股东；前苏联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则摇身一变成了大银行家。[13]
（2）与政府高官有着各种利害关系的金融寡头和大投机商：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新权贵”中赫赫有名的“七巨头”。他们是：“大桥”银行总裁兼传媒巨头古辛斯基、伏尔加汽车营销公司总裁兼传媒巨头别列佐夫斯基、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维亚希列夫、俄罗斯国际集团公司兼联合进出口银行总裁波塔宁、卢克石油公司总裁阿列克别罗夫、梅纳捷普银行兼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和莫斯科储蓄银行总裁斯莫林斯基。
对于政治腐败而言，政府高官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来以权谋私是人们最熟悉不过的腐败形式，但这种人们通常认为只会发生在“专制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却同样是以民主改革家自诩的俄罗斯政府高官们一夜暴富的手段，这就颇富讽刺的意味。另外，笔者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俄罗斯在民主改革的名义下出现的以政商合谋为契机而催生的使腐败合法化的形式，其标志就是“官商综合体”的形成。这种腐败形式由于有了“合法化”的法律外衣，人们便不再把这种腐败看作是腐败，而看作是一种“正常”现象。[2]就民主化时代的俄罗斯而言，民主改革派为了在一夜之间实现资本主义，有意识地通过一场所谓的“私有化改革”来造就一个新权贵阶层，这就为腐败的合法化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种腐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已经演变成了某些现代民主国家（如美国）的常态，而且更有可能发生在一些正在向民主化转轨的国家。作为这场“改革”的既得利益的最大获利者，那些一夜暴富的新权贵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民主改革派最铁心的支持者。他们与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改革派政府之间结成了一种特殊的、以利益共享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一方面，他们在“私有化改革”中仰赖政治权力的百般“关照”迅速发财致富，另一方面，在他们发财之后，他们又“知恩图报”地以金钱为后盾来回报其利益的庇护人。其典型的事例是：在1996年大选中，叶利钦因其改革的失败使民众生活水平大大下降而人气大跌，以别列佐夫斯基为首的“七巨头”在关键时刻不仅为叶利钦筹得巨额竞选经费，而且更动用他们收购而来的各种传媒工具为叶利钦大张旗鼓地进行舆论宣传和造势。使叶利钦得以以微弱的优势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出而再次当选总统。对于新权贵集团为叶利钦立下的汗马功劳，别列佐夫斯基曾非常得意地炫耀说：“俄罗斯的商人们对叶利钦总统取得胜利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对谁来说都不是秘密。这是一场为我们的切身利益而战斗的战斗。”[14]
在竞选连任成功之后，叶利钦对于新权贵的利益的“关照”更加尽心尽力，对他们的各种要求更是言听计从。他不仅大胆地将别列佐夫斯基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秘书，让其左右俄罗斯的对内对外政策，而且还说服独联体12个国家的元首，让他当上了独联体执行秘书，在独联体内飞来飞去，与大小总统们讨论国际局势和独联体的未来。[15]
通过经济体制的私有化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俄罗斯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西方所欢迎的民主化样板。但令那些对西方式民主无限崇拜的人们无法释怀的是，尽管俄罗斯按照西方的要求实现了民主化，但却没有出现与民主化相伴而行的政治清廉和社会公正。相反，俄罗斯从此以后却深受政治腐败的困扰。从此以后，政治腐败就犹如一颗巨型毒瘤在俄罗斯社会中漫延和恶化，它腐蚀着俄罗斯的国家体制和社会文明，严重地阻碍了俄罗斯走向政治昌明、经济复兴、社会和谐、国家富强之路。具体而言，俄罗斯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腐败大体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高官与商业和金融寡头的相互勾结。那些在一夜之间暴富的新权贵和金融寡头，凭着手中几亿、几十亿美元的个人财产，实现了他们将资本权力化的目标。他们在政治上左右政局，政府要员成了他们手中的玩偶，国家法令成了他们赚钱的工具；他们在经济上呼风唤雨，公共财富和资源成了他们巧取豪夺、任意瓜分的对象；与此同时，他们还垄断了舆论工具，大众媒体成为他们的喉舌，民众成了受他们愚弄的对象，民意被他们引导和操控。“影子政治”和“影子经济”象一条条毒蛇紧紧地束缚住俄国的手脚。据统计，10年来，“影子经济”增长5倍，其份额占到了高达俄罗斯GDP的50％。从1991－2000年10年间，俄国资本外流2,000亿美元，在随后的几年中更是有增无减，平均每年达200－250亿美元。这相对于俄罗斯已经大大萎缩的经济总量而言，是难以令人置信和骇人听闻的。[17]
二是黑社会组织的猖獗。苏联解体在俄罗斯崛起黑社会组织并不是偶然的，这一现象与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腐败有着密切的联系。黑社会组织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横行和猖獗，如果没有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作后盾，是不可想象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现实是，政府权力几乎完全听任新权贵的摆布，而黑社会组织的幕后保护伞通常都是这些新权贵。俄罗斯的光头党和黑手党已经由90年代初的占地为王、欺行霸市发展为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跨国犯罪集团。它们以走私贩私、毒品买卖、军火买卖、洗钱交易、开设赌场和妓院、收取保护费和人口买卖为它们的主要职业。它们控制着全国4万家公司和1/3以上的国有银行，俄国80％的企业都程度不同地要受其“保护”，其魔爪还伸向世界50多个国家。[18]
三是腐败集团结成了一张大网渗透到了整个国家机体的每一个部分。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每年行贿受贿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各级政府权力机关及海关、税务、警察等执法机构违法犯罪活动已带有普遍性和公开性。在财政和金融系统，仅2000年头10个月就查出经济犯罪案件5万多起。政府中的许多高官和公务员，警察、司法和税务机关中的许多工作人员与金融寡头和黑社会组织相互勾结，组成了一个以腐败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2002年6月，国际廉政组织公布了“腐败国家”调查结果，俄罗斯在被重点调查的91个国家中排名第11位，被列入“最腐败国家名单”。[19]国际学术界也纷纷指责俄罗斯经由政治腐败手段实现的资本主义，将其称之为“等级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犯罪资本主义”[20]、“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21]或“强盗资本主义”[22]。
四是政治黑幕的揭发者遭到黑恶势力的报复。俄罗斯民主派的改革所导致的腐败，不仅在国际上引起了关注，也引起俄罗斯国内具有正义感且勇于揭发腐败内幕的新闻界人士的愤慨。早在1996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就曾指责受到叶利钦重用的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买凶杀害了一名敢于揭发黑幕的电视节目主持人。[23]到2002年4月29日，俄罗斯《陶里亚蒂评论》主编瓦勒里·伊万诺夫“因揭露政府高官腐败、有组织犯罪和毒品交易”的黑幕而遭到暗杀。[24]两年后，俄裔美籍《福布斯》杂志俄文版编辑保尔·克列布尼科夫也因长期坚持揭发叶利钦政府与金融寡头勾结的内幕而遭到暗杀。[25]
结束语：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教训
对于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走向政治腐败和经济衰败的历史教训，目前在世界上已经引起了众多理论家、分析家和观察家的关注。但西方学者们大都仍然将这场改革的失败及其导致的恶果，要么归咎于叶利钦本人的执政风格以及他本人的种种主观因素，要么归咎于种种“客观的”或“现实的”因素，极少有人反思这场教训背后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形态因素。
在笔者看来，这场改革失败及其导致的恶果，与西方对俄罗斯民众在观念上施加的影响和操纵有十分密切的关联。西方长期以来对苏联体制的妖魔化宣传，[26]加上苏联体制内自身存在的种种缺陷和弊端似乎都“印证”了西方观念的“正确性”。西方的这种影响通过俄罗斯国内善意的政治改革家和恶意的政治投机者的共同发酵产生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使普通民众的信仰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和转变。可以说，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所经历的这一悲剧，与“国家失去方向，民众失去信仰，生活失去保障，社会失去和谐”的政治现实有着直接的关联。
在普通民众失去对原有体制的信仰之后，西方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形态逐渐在他们心中扎下根来。但普通民众的智力水平以及他们无暇潜心进行理论钻研的现实因素，使他们在事实上接受的并非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最具理性价值和科学性的那些原理和原则。而当前西方政治理论界将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蜕变为政治神学的理论倒退，更是对俄罗斯民众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误导。在这种误导下，普通民众在观念形态上形成了种种误区，这些误区最终使得他们误入歧途而不能自悟。
这些观念形态上的误区包括：（1）只要通过政治体制上的民主变革解决了“应该”由谁来执政的问题，一切与社会不公正相关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2）苏联时期积累的一切问题都是“专制”和“独裁”导致的，即便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是如此；（3）西方现成的意识形态具有“普世性”（universal）的绝对价值，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只有遵循这种意识形态和价值形态的指引，才能真下寻找到真理和正义的真谛；（4）西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证明，经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执政的领导人不会有自私、贪权、滥权和个人专断的问题，更不会以权谋私、任人唯亲和玩弄权谋；（5）那些在口头上开口讲“民主”、闭口讲“自由”并声称“只有自己最能代表人民利益”，是“公意”和“民意”的天然代理人的“民主派”，必然是“人民之友”，人民可以放心地毫无保留地信赖他们，而且他们一定有能力把国家面临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公正无私地处理好，解决好，他们绝对不会将国家引入歧途；（6）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也同样绝对正确，那些经济欠发达国家、经济出现问题的国家甚至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必须老老实实地依据西方理论家开出的“药方”（如“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3]等）来转变经济体制，使经济发展走上正轨，国家变得繁荣富强。
然而，正是上述观念形态的种种误区使俄罗斯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民主的实现不仅没有使俄罗斯免于腐败，反而使其陷入了更骇人听闻的政治腐败之中。而在政治腐败渗透到俄罗斯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同时，它的经济基础和国家实力更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今天西方国家的许多政客和理论家，不仅很少有人反思西方意识形态对俄罗斯民众的误导所带来的恶果，反而又在使劲地抨击普京政府在惩治政商一体化的腐败、剪除金融寡头势力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打击黑恶势力祸国殃民的气焰等方面所作努力。在他们看来，普京政府的这些做法都是违“反民主”和“反自由”的，而普京本人也成了被他们妖魔化的对象，是俄罗斯继彼得大帝之后的另一个“独断专权者”和“排斥异己者”。笔者认为，普京之所以成为被妖魔化的对象，与他采取的打击金融寡头势力干预国家政治的措施损害了西方某些国家的利益有一定的关系。[27]
在此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那位敢于激怒新权贵并揭露俄罗斯民主化时代黑暗政治现实而因此遭到暗杀的新闻工作者克列布尼科夫留给世人的一段警世箴言：
“俄罗斯遭到了疯狂的蹂躏和毁损。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由于营养不良而过早的死去……（在叶利钦的统治下）民主成了祸根——民主派人士的称呼成了“骗子”（crook）的同义词。这两个曾经被想象为引导俄罗斯迈向西方式未来——私有化和民主化——的概念现在已经名声扫地。在莫斯科街头，人们开始将民主化称之为‘掠夺化’（‘grab-it-ization’），而将民主政治讥讽为‘肮脏的政治’（‘shitocracy’）[28]
总之，俄罗斯从一个强国、大国走向衰败的历史教训，是世人所应当吸取的。俄罗斯成为了一个民主国家，但却并不被美国和西方国家接纳和包容的事实，[29]更是中国当前片面追求“西方化”人士所应当深思的。
【注 释】
[1] 转引自张树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政治思潮》，载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2] 左凤荣、王江：《俄罗斯为何难以走出危机》，《科学社会主义》，1999年第1期。
[3] 《俄罗斯改革：现代制度浪漫主义的牺牲品》，http://article.rongshuxia.com/viewart.rs?aid= 134074 .
[4] 《俄罗斯改革：现代制度浪漫主义的牺牲品》，http://article.rongshuxia.com/viewart.rs?aid= 134074 .
[5] 《经济连续5年增长，俄罗斯吹响复兴的号角》，南方网，2005年1月11日， http://www. southcn. com/finance/hot/ 200501120831.htm.
[6] Quoted in Seumas Milne: “Catastroika has not only been a disaster for Russia: A decade on, enthusiasm for the Soviet collapse looks misplaced”, The Guardian (UK), August 16, 2001.
[8] 白臬：《苏联的剧变告诉我们什么？》，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6/2962514.html .
[9] 杨淑珩：《从尤科斯事件看普京政策的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2月。
[10] 《“窃国大盗”：阿布拉莫维奇》，南方网，2005年2月22日，http://www.southcn.com/finance/ zhixing/200502220486.htm.
[11] 白臬：《苏联的剧变告诉我们什么？》，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6/2962514.html .
[12] 吴鑫：《七巨头中的其他六位》，《三联生活周刊》，总第263期，2003年11月10日。
[13] 子河：《俄罗斯崛起的三大优势与三大隐患》，《俄罗斯华人报》，2002年9月17日。
[14] Quoted in Paul Klebnikov: “The Godfather of Kremlin – The decline of Russia in the age of Gangsters Capitalism”, Forbes, Vol. 12,1997.
[15] 李庆义：《普京为何向媒体大王下刀子？》，《青年时讯》，2000年12月21日。
[17] 子河：《俄罗斯崛起的三大优势与三大隐患》，《俄罗斯华人报》，2002年9月17日。
[18] 子河：《俄罗斯崛起的三大优势与三大隐患》，《俄罗斯华人报》，2002年9月17日。
[19] 子河：《俄罗斯崛起的三大优势与三大隐患》，《俄罗斯华人报》，2002年9月17日。
[20] 冯绍雷，相蓝欣主编：前引书，总序部分，第6页。
[21] Granville, Johanna: “‘Dermokratizatsiya’ and ‘Prikhvatizatsiya’: the Russian kleptocracy and rise of organized crime”, Demokratizatsiya, Summer 2003.
[22] Cf. Paul Klebnikov: “The Godfather of Kremlin – The decline of Russia in the age of Gangsters Capitalism”, Forbes, Vol. 12, 1997.
[23] 《俄罗斯上演“教父”，莫斯科成了西西里？》，http://www.luxun.biz/lx/show4.php?id=9850.
[24] “Russian Newspaper Editor Slain after Reporting Organized Crime”, The Associated Press, May 13, 2002.
[25] 克列布尼科夫揭露俄罗斯黑幕的事例有：1997年，他撰文抨击叶利钦政府的私有化运动是“强盗资本主义”（Gangsters Capitalism）。2001年，他又撰写了《克里姆林宫的教父：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与俄罗斯的劫难》一书，揭露俄罗斯新权贵通过各种不法手段发财致富的大量鲜为人知的秘密。2004年5月，他主持的《福布斯》杂志俄文版刊登了俄罗斯富翁排行榜，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但却招致新权贵的仇恨。Cf. Paul Klebnikov: “The Godfather of Kremlin – The decline of Russia in the age of Gangsters Capitalism”, Forbes, Vol. 12, 1997; & Paul Klebnikov: The godfather of Kremlin- Boris Berezovski and the looting of Russia, New York: Harcourt, 2000.
[26] 对于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苏联体制的妖魔化问题，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C.Kapa-Мурза）在2000年专门撰写了一部长达80多万字的专著来予以揭露和分析，该书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耐人寻味且发人深省，值得一读。参见〈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下卷），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7] 据媒体透露，在2003年10月霍氏被捕之前，曾准备以250亿美元价格向以美孚石油公司为首的美国石油财团出让尤科斯40％的股份。另有13.6％的股票也公开出售。一旦成交，购得这40％股权的美国财团将掌握尤科斯的控股权（美国石油公司此前已买下尤科斯10％的股份）。杨淑珩：《从尤科斯事件看普京政策的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2月。
[28] Paul Klebnikov: The Godfather of Kremlin: Boris Berezovsky and the Looting of Russia, New York: Harcourt, 2000. Quoted in John Dolan: “The Socialism of Fools”, http://www.exile.ru/108/bookreview.php. 另外“shitocracy”和“grab-it-ization”两个单词是从俄文“Dermokratizatsiya”和“Prikhvatizatsiya”英译而来，参见Johanna Granville: “‘Dermokratizatsiya’ and ‘Prikhvatizatsiya’: The Russian Kleptocracy and Rise of Organized Crime”, Demokratizatsiya, Summer 2003, 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qa3996/ is_200307 /ai_n9282112
[29]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将俄罗斯带向毁灭之后却不愿意接纳俄罗斯为“民主盟友”的内幕，美国众议院“俄罗斯问题咨询小组”向第106届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分析了美国历届当政者当时的心态。 Cf. Speaker's Advisory Group on Russia: “Russia’s Road to Corruption: How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Exported Government Instead of Free Enterprise and Failed the Russian People”, Published by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06th Congress, Septemb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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