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是西方七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就相互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与政策协调的机制。1975年11月15-17日，首次会议在法国的朗布依埃召开，当时只有美、英、法、德、日、意等六国参加，但此次会议奠定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基本架构。翌年6月，六国领导人在美国的波多黎各再次聚会，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出席了此次会议，这标志着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正式诞生，此后会议每年一次轮流在以上七国召开。直到1997年俄罗斯正式加入，七国首脑会议发展成了八国首脑会议。本文拟对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起源、发展和作用进行考察。

一、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起源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与当时西方世界复杂动荡的局势密切相关。1971年12月和1973年2月，美元两次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无能为力，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也困难重重；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再次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限量提价政策，并对美国、荷兰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禁运，给西方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西方国家对此反应不一，矛盾彰显；在金融动荡、石油危机以及农业萧条的冲击下，1973-1974年西方世界经历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急增，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1]为了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覆辙，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急于寻找平息危机的出路。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展成一年一度的定期会晤机制，还受到了当时国际体系结构性变革的推动。首先，二战后西方阵营内部经济相互依赖加深，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界限日益模糊，“政策外溢效应”显现，传统的主权观念受到挑战，各国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需要加强相互间的政策协调；其次，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以及西方阵营内部美日欧“三架马车”态势的出现，冲击着二战后建立的美国居于支配地位的国际治理体系；再次，随着经济因素在各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上升，各国领导人不得不改变将经济问题视为“低级政治”的现实主义思维，开始关注国际经济事务，同时也只有最高领导人出面，才能将政治与经济、对内与对外政策协调起来，解决多重危机并发带来的困难^[2]。

总之，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产生并机制化，是当时西方世界复杂动荡的局势与国际体系结构性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发展

从1975年的朗布依埃会议到1996年的里昂会议，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经历了经济议题首脑会议、政治经济议题首脑会议和多元议题首脑会议三个阶段。

1、 从朗布依埃到东京：经济议题首脑会议

金融动荡、石油危机和农业萧条等多症并发，使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陷入了“滞胀”危机状态，因此如何克服“滞胀”危机，实现经济增长，成了这一时期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主要议题。每次会议都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评估，以便为七国的经济决策指明方向。针对会议前七国经济出现复苏的势头，朗布依埃会议提出各国政策的重点应是防止通货膨胀，这对七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具有积极意义。从1976年开始，由于世界经济进入“停止”状态，七国经过协调，决定携手并进，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作出努力，在1977年的伦敦会议和1978年的波恩会议上，先后提出了“火车头”计划和“护卫舰”计划^[3]。

在货币金融领域，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肯定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并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五国财长集团等多边机制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发挥积极作用。这一时期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值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多边贸易谈判“东京回合”期间，谈判的进程成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重要议题。1973年和1979年两次发生石油危机，朗布依埃会议和1979年的东京会议就此发表了声明，协调了七国在能源问题上的立场。

2、从威尼斯到多伦多：政治经济议题首脑会议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的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逐渐主导着七国的经济政策，使得七国首脑会议在经济政策协调方面降低了“调门”；同时，由于东西方关系的再度紧张，在美国的极力推动下，首脑会议的议题开始扩展到政治领域。经济议题首脑会议发展成了政治经济议题首脑会议。

这一时期，由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成了七国的官方经济学，七国的经济政策呈现明显的趋同性，因此在每次首脑会议的公开声明中，都倡导“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对各国的国内政策具有积极的指引作用，特别是1980年威尼斯会议提出的编制经济业绩指示器，这对各国把握国际经济的走向具有重要作用。

在货币金融领域，各国的政策呈现较强的竞争性，首脑会议在这一领域“成果寥寥”。美国的高利率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一直困扰着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尽管多次占据会议的主要议程，但是都无实质性进展。美元定价过高成了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重要议题，西方七国财长集团对协调七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西方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战激烈，各种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严重，虽然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不断发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声明，但是由于各国都不愿做出实质性让步，因此七国很难在具体举措上达成协议。20世纪80年代，为了争夺对世界的主导权，美日欧在高科技领域既争夺又合作，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因此也成了七国商讨科技合作的重要场所。

在冷战体制下，美苏关系主宰着国际局势的走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美日欧的共同敌人。美国仰仗自己的军事优势，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日欧的对苏政策，主导着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政治议程。如在1980年的威尼斯首脑会议上发表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声明》，1983年威廉斯堡会议就欧洲中导问题发表的《关于安全问题的宣言》，都充分体现了里根政府的立场，以致有些学者提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成了“美国对苏冷战的工具” ^[4]。虽然美日欧在共同的敌人苏联面前根本立场一致，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具体问题上不存在分歧，例如在天然气管道问题上美日欧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终欧洲的立场占据了上风。

在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问题上，尽管七国认识到随着全球经济联系的加强，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必然会殃及自身，但是在具体的解决办法上，七国仍分歧重重。

3、从巴黎到里昂：多元议题首脑会议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政治局势出现剧烈动荡，推动苏联（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轨以及建立国际新秩序成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重要议题。同期，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这不仅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发展中国家债务等传统经济议题仍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还凸显了环境污染、毒品走私、核扩散和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议程中的地位，首脑会议的议题呈现多元化。政治经济议题首脑会议发展成了多元议题首脑会议。

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从1992年的慕尼黑会议到1996年的里昂会议，每次会议都对七国的经济形势进行评估，并倡导各国采取相应的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失业。德国的高利率被视为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在其它国家的压力面前，同时也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德国作出了让步，几次降低利率。^[5]在贸易领域，美欧之间分歧尖锐，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讨价还价，乌拉圭回合谈判推迟三年才结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宁，七国为了防止国际金融危机进行了合作，并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在缓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上，七国比20世纪80年代前进了一步。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推动这些国家向资本主义转轨，成了西方七国的共同目标。为此，七国以经济援助为诱饵，逼迫苏联（俄罗斯）东欧加速“民主化”和“保护人权”，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成了七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工作。苏联解体后，七国从经济上拉拢俄罗斯，继续对其进行经济援助，推动俄罗斯的转轨进程；同时让俄罗斯总统沿袭苏联总统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惯例。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局势逐渐稳定下来之后，开始推行大国外交，积极谋求加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这样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经历了“7+1”模式（1992到1993年）、“七个半会议”形式（1994年到1996年），直到1997年俄罗斯作为正式成员加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展成了西方八国首脑会议。^[6]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对华政策总体上经历了从敌视到合作的转变。1989年的巴黎会议粗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在制裁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缓和了对华立场，对中国进行“接触”，希望“以触促变”。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西方七国不得不放弃敌视中国的立场，开始在相关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合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加强，甚至出现了吸纳中国加入的呼声。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指出，“将迅速崛起的中国排斥在外，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就缺乏合法性和有效性”^[7]。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全球问题显现。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环境、毒品、核扩散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全球问题涉及各国的切身利益及其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因此七国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较易达成一致。如1989年的巴黎会议和1990年的休斯敦会议就解决环境问题的原则达成了一致，并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1991年伦敦会议关于环境问题的声明，对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成功召开具有重要意义。从1989年的伦敦会议到1991年的伦敦会议，每一次会议都提出新的解决毒品问题的方法，虽然毒品威胁并没消失，但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于动员国际力量向毒品开战具有积极意义。^[8]西方七国防止核扩散，主要是为了维护其核垄断的地位，但是客观上有利于人类和平与稳定。国际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七国采取的反恐措施虽然无法从源头上根除恐怖主义，但毕竟是进行了国际合作反恐的尝试。

三、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作用评析

从1975年的朗布依埃会议到1996年的里昂会议，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举行了22届，1997年俄罗斯正式加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展成了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它的形成首先是着眼于大国关系的协调，但同时反映了“全球治理”的客观需要，也反映了当前治理机制的中枢所在的区位。它对全球的影响从经济层面扩展到政治层面直至全球问题，成了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并行的治理机制。

由于西方七国无论是在经济力量、政治影响力上，还是在社会先进程度方面都处在世界的前列，因此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无论是就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协调，还是就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协调，都对全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对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作用要进行辨证的分析：一方面，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作为一个西方主要大国和富国的俱乐部，其各种活动和采取的相关措施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利益服务的；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性加深，各种问题的全球性凸显，全世界日渐成了“地球村”，七国在世界体系中主导性的影响力，决定着它们相互之间矛盾和与其它国家间矛盾的协调，客观上有利于整个世界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与西方七国及现存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密切，同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客观上需要加强与七国及现存世界体现的联系，因此面对七国伸出的“橄榄枝”，中国采取有选择地介入是明智之举。

参考文献：

[1] Robert Putnam and Nicholas Bayne. Hanging Together: The Seven-power Summits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1-14.

[2]陈素权.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机制化的原因——一种体系层次的分析[J].安康师专学报.2005年第1期: 5-6.

[3]张向晨.冲突与合作——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透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23.

[4]钟亚平.从美国“超越遏制战略”看全球化的实质[J].哲学研究.1999年第12期. 62.

[5] Nicholas Bayne. Hanging In There: The G7 and G8 Summit in Maturity and Renewal [M], Ashgate, 2000. 70-78

[6]吕有志. 冷战后七国集团的演变及其影响[J].欧洲研究.2002年第6期. 53-56.

[7]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4.

[8] Nicholas Bayne. “The G7 Summit and the Reform of Global Institutions” [J],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30, Autumn, 1995. 94-101.

作者简介：陈素权（1979－），江苏灌云，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20世纪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