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对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产生过影响的西方哲学家中,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ＨｅｉｎｉｃｈＲｉｃｋｅｒｔ),似乎早已被研究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史以及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史的人们所遗忘。事实上,早在1920年前后,李凯尔特的史学理论就通过《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Ｋｕｌ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一书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与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该书所论及的自然与文化的区别、普遍化方法与个别化方法的对立、理论的价值联系及其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制约等问题,引起了不少近代中国史学理论家的关注与思考。本文试图对李凯尔特与梁启超史学理论转型之间的联系给予初步分析,以求教于时贤[1]。
一
在讨论李凯尔特如何影响到梁启超史学理论的转型之前,有必要就李凯尔特史学理论中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几个问题作一简要的介绍:(1)历史学的对象是什么?(2)历史学的方法是什么?(3)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如何理解?
1． 自然和文化的区分。
李凯尔特对于历史学对象的讨论是在科学分类的前提下展开的。在他之前,文德尔班已经意识到由于无法恰当地确定心理学的地位与性质,按照实质的划分原则把经验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的流行做法是有问题的,更为恰当的应该是根据形式的分类原则把经验科学分为“制定法则的”(ｎｏｍｏｔｈｅｔｉｃ)科学和“描述特征的”(ｉ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科学:前者致力于发现普遍规律,后者着重研究特殊的历史事实。一般而言,自然科学属于前一类型,历史学属于后一类型。像文德尔班一样,李凯尔特也认为存在着两种科学分类的原则,并且心理学不能成为历史学的基础,但他并不像文德尔班那样仅仅指出实质的分类原则的局限,而是力求给予它以新的诠释,并使之与他所理解的形式分类统一起来。
按李凯尔特之见,科学可以从对象或质料的角度进行划分,但不应该把划分标准理解为是否有人的心理活动的参与,而应理解为是否含有价值。由此,科学的对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认为不含有价值的自然,另一类则被认为是含有价值的文化。他说:“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为人所承认的价值,由于这个缘故,文化现象或者是被产生出来的,或者是即使早已形成但被故意地保存着的;反之,一切自行生出来或成长起来的东西,却可以不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而如果这种东西的确不外是上述意义的自然,那就必须不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2]限于篇幅以及本文的主旨,我们在此无法详细讨论李凯尔特所谓的价值及其有效性,以及和评价活动的区别。但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李凯尔特认为不能仅仅从道德的必要性方面去思考价值,因为价值所涉及的范围要比道德广泛得多,一切“充满意义的”领域都属于价值的领域。
于是,作为含有价值的对象,文化就包括了宗教、教会、法权、国家、伦理、科学、语言、文学、艺术、经济等等以及它们借以进行活动所必需的技术手段。换言之,文化实际上包括了宗教、法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一切对象,即包括了心理学之外的各门所谓“精神科学”的对象。这样,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经验科学,就不是“精神科学”而是“文化科学”。正如后文将要指出的,李凯尔特所说的“文化科学”与“历史科学”内涵虽异———前者从对象上讲,后者就方法上言———但外延却相同,故历史学的对象就是含有价值的文化。
2．普遍化方法与个别化方法的对立。
对历史学方法的讨论涉及到科学的形式分类。依李凯尔特之见,经验的现实是茫无边际的杂多,它在每一部分都表现为一种异质的连续,因此认识决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只能是对现实的改造(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简化(ｓｉｍｐｌ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和选择(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正是在这种改造、简化和选择中,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质料方面存在原则区别一样,从形式上看,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也存在基本的对立:“有一些科学,它们的目的不是提出自然规律,甚至一般说来也不仅仅是要形成普遍概念,这就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而言的历史学。”[3]具体地说,为了使作为杂多的经验现实具有可理解性,必须将其改造为“同质的连续性”或“异质的间断性”,而这实际上就是两种不同的把握现实的方法。前者排除异质性,追求普遍性;后者则保持异质性,强调特殊性和个别性。前者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后者则是历史学的方法。
与普遍化方法和个别化方法的对立相应,李凯尔特认为,自然科学和历史学有着不同的认识目的。前者致力于形成普遍的概念甚至规律的概念,后者则专注于对现实中的一次性的、个别的过程进行叙述。不过,从另一方面看,经验科学的主要任务是对现象作因果的说明。由于现实中的每一现象或事件都有其发生的原因,甚至可以确信一切历史事件都具有绝对的因果制约性,故历史学也必须研究所涉及的一次性的、个别的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在李凯尔特看来,规律概念所包括的仅仅是那种永远被看做可以无数次重复出现的东西,而历史事件所受到的因果制约只是一次性的、个别性的实在,所以历史事件之间的个别的因果关系并不等于普遍的因果规律。质言之,“历史概念,亦就其特殊性和个别性而言只发生一次的事件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与普遍规律处于形式的对立之中”[4],历史领域中的普遍因果规律或“历史发展规律是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ｉｎａｄｊｅｃｔｏ(语词矛盾)”[5]。
3．理论的价值联系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
由于科学方法的特点取决于如何分开现实之流以及如何把本质成分挑选出来的那种方式,因此,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历史学方法所采取的选择原则,即根据什么观点来区分历史事件的本质成分或非本质成分。基于质料分类和形式分类的统一,李凯尔特认为,正是“文化概念给历史概念的形成提供了一条选择本质成分的原则,犹如作为现实的自然概念从普遍的观点对自然科学所做的那样。通过文化所固有的价值以及与价值的联系,可叙述的、历史的个别性概念才得以形成”[6]。具体地说,根据文化概念或理论的价值联系的原则,历史学家首先能够在无限杂多的异质对象中,挑选出那些在其个别性和特殊性中或者体现文化价值本身或者与文化价值相关的历史事件作为叙述对象,其次又能在某一历史事件的众多因素中选择构成文化意义依据的个别性作为本质成分,而把纯粹的异质性作为非本质的成分排除在历史概念之外。
通过区分理论的价值联系与实践的评价活动,李凯尔特认为,文化价值的普遍性使历史学排除了个人的主观随意性,从而构成了历史认识客观性的根据。所谓文化价值的普遍性,是指“文化价值或者事实上被普遍的、即被所有的人评价为有效的,或者至少被文化集团的全体成员期望为有效的”[7]。显然,对以文化价值作为选择原则所形成的历史叙述而言,由于这种文化价值始终只是对一定范围内的人或特定的共同体的成员来说是有效的,因而其客观性就“始终只是对或大或小范围的文化人来说才是存在的,那么这种客观性就是历史的局限的客观性”[8]。以此为前提,随着作为选择原则的文化价值发生变化,不同历史学家表述同一历史事件的着重点也就存在相互区别,而历史叙述的内容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历史一定要被一再地重新撰写(ｂｅｗｒｉｔｔｅｎａｎｅｗ),但这一点并没有否定历史的科学性”[9]。
二
梁启超在1922年11月于金陵大学第一中学所作的题为“什么是文化”的讲演中,首次提到了李凯尔特及其对自然和文化的区分,并在随后“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讲演中具体论及了李凯尔特的史学理论如何促成了自己思想的转变。
1．自然与文化的对立。
近代之前,中国传统的知识、学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带有未分化的特点。特别是自汉代以后,经学不仅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而且逐渐构成了主要的知识与学术领域。直到近代,随着经学的终结和西学的东渐,具有独立意义的学科才开始分化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各个知识领域的独立和分化展开为一个近代化、科学化的过程。近代的思想家们往往倾向于知识的划界,通过强调科学与非科学的分野,他们把科学看做是知识的惟一形态。而后者便决定了不同的学科、学术领域,都应以科学化为其追求的目标。中国传统史学在近代也经历了一个科学化的过程,其目的就是要建立“科学的史学”或“历史科学”[10]。历史地看,近代中国对历史学的科学性质的辨析是以对历史学的认
识对象的讨论为起点的。
作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拓者,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中号召进行“史界革命”以建立近代的科学史学,并首先从对象的角度对传统的封建史学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传统史学“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究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11]。
大约在1922年底,梁启超表示了对李凯尔特通过区别自然和文化来划分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赞同。一方面,他说:“‘文化’这个概念,原是很晚出的,从翁特(Ｗｕｎｄｔ)和立卡儿特(Ｒｉｃｋｅｒｔ)以后,才算成立。……我们拿价值有无做标准来看宇宙间事物,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两系:一是自然系,二是文化系。自然系是因果法则所支配的领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所支配的领土。”[12]另一方面,又认为“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13]。由于同为人类自由意志所支配,“文化系”和“历史”在此无疑具有相同的内涵,这就是说,梁启超已经把历史学的对象从“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进一步规定为由人类自由意志支配的“文化系”。举凡民族、政治、阶级、法律、经济、货币、人口、语言、宗教、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工艺、科学等等文化现象,无不构成历史认识的对象。梁启超有时甚至把文化史与历史直接等同,这无疑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学的对象在他那里被理解为文化现象。
2．史家的工作专务求“不共相”。
在历史学的认识目的问题上,李凯尔特关于发现规律与叙述一次性历史事件的对立的思想,直接导致梁启超在史学理论上放弃了他从前主张的观点。在《新史学》中,梁启超曾将历史学的任务规定为“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14],甚至在1921年写就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他还将其界定为“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15],即科学的历史研究应该以揭示群体历史进化的普遍因果律为目的。
在阅读了李凯尔特的著作之后,梁启超公开宣布放弃把发现和运用因果律看成是科学之本质属性的观点。他说:“我去年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我近来细读立卡儿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复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根据梁启超的理解,历史现象中投射着人们的自由意志,而不同人们的自由意志又彼此相异,因此历史现象只能是“一趟过的”,从古及今绝无同铸一型的历史现象。由于历史是人们自由意志的创造物,不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故而历史研究也就不可能再以揭示历史进化的普遍规律为目的。于是,“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16]。所谓“不共相”,是相对于“共相”而言的。在历史领域中,如果说“共相”主要是指普遍的规律,那么“不共相”强调的就是一次性的、个别的历史事件。
梁启超进而指出,对一次性的、个别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与其说是历史认识的目的,毋宁说是实现历史学最终目的的手段,因为“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17]。所谓“予以新意义”,其一是指重新复活后人未能意识到的前人活动的意义,其二是指改正为后人看错的前人的活动,其三是指对本无意义的前人活动看出新意义。所谓“予以新价值”,强调的是立足现实去重新估价过去的事实。而“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则要求沟通过去和现在,注重历史学的工具价值或外在的社会功能。
不难看出,李凯尔特对梁启超史学理论的转型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就梁启超对李凯尔特的认同与回应来说,有必要指出以下两点:
(1)在历史学的对象问题上,梁启超一方面认同李凯尔特从是否含有价值的角度出发对自然和文化所作的区分,但另一方面,他开始把文化现象与人的自由意志联系起来。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李凯尔特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阐明超验的绝对有效的价值或事实上为人所承认的价值如何被包含在经验现实之中,从而使这一部分现实成为文化现象。梁启超则把文化或历史理解为人类基于自由意志的创造物,从而造成了这样一种可能:从人的有目的的历史实践活动去理解文化,从基于历史实践之上的主客体关系以及主体间关系中去理解价值及其有效性。由此,自然规律与历史规律、对自然的因果说明(ｃａｕｓａｌ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与对历史的因果说明的异同,也就可能获得一个较为合理的理解。
(2)梁启超像李凯尔特一样反对历史学对普遍的历史规律的追求,甚至否定了后者并未放弃的对一次性的个别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叙述。但不同于李凯尔特把实践的评价活动排除在历史学之外,梁启超开始把关于历史事件的意义理解(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引进了历史认识。从本质上看,历史认识是一个“效果历史的事件”(ａｎｅｖｅｎｔ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ｈｉｓｔｏｒｙ):就作为认识对象的历史而言,传统或过去之物并不离开现在而独立存在,它们总是处于效果历史之中,需要根据新的现实作为参照系而接纳新的解释。正是这种新的解释不断地冲破传统原有的限制,使得过去之物充满活力而不断有新的意义涌现出来,为我们敞开无限意义的可能性。就认识者而言,一方面,他自身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历史认识的历史性,即始终无法超越所处其中的特定视域;另一方面,正因为存在的历史性和有限性,历史认识才可能对无限开放,认识者才可能通过问答逻辑去不断地认识历史,阐释意义。
三
通过回顾李凯尔特对梁启超史学理论的转型所产生的影响,有如下几点值得我们在研究史学理论时加以注意:
1．关于历史学的自律性。李凯尔特在试图统一科学分类的质料原则和形式原则的同时,似乎更青睐于后者,即以理论的价值联系为选择原则的个别化方法使历史学获得了独立于自然科学的平等地位。不过,梁启超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启发。与其将自然和文化二者对立,并把历史学的对象规定为与广义文化相一致,我们可不可以认为传统史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是历史学自身的分化?分化出来的二级历史学(如叙事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各自处理的具体对象不同(但都属于广义的文化领域),彼此之间的认识目的也不同;在它们之中不仅很难存在相异于自然科学的共同方法,而且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移植在某种程度上正构成了它们自我发展的一种主要形式[18]。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不要寄希望于通过发现一种其实是抽象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的方法来捍卫历史学的自律性。如果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说不同的二级历史学之所以还能被称为“历史学”,仅仅是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家族相似,即它们所处理的都是属于广义文化领域中的对象。当然,不应由此得出如下的结论:没有必要对存在于部分二级历史学中的某些方法论问题(如叙事、意义理解、历史现象的因果说明等)进行哲学的分析。
2．与历史学自身的分化相应,其认识目的必然具有一种多元化的特点。如前所述,与李凯尔特局限于对一次性的个别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不同,梁启超对意义理解的强调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这种认识目的的多元化。一方面,正像康德所说的,形而上学是理性的一种自然趋向,即人的理性总是不满足于经验知识而要去追求绝对的、无条件的、无所不包的统一性。因此,历史学在叙述一次性的个别的历史事件的同时,不应排斥对历史过程统一性或普遍历史规律的追求,二者毋宁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当然,应该始终牢记这样一点:以发现历史规律为目的的史学仅仅是众多形态的史学中的一种,它并不具有高于其他形态的史学的地位。另一方面,历史学既是一种客观性认识,又是一种自我认识:人们认识历史,既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控制和利用外部力量(它是人的历史活动的基础),又是为了使自己更加开化、更加成熟(因为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因此,历史学除了像自然科学一样进行实证研究(收集材料、整理材料、进行说明和从事预见)之外,还应该履行它所特有的历史理解和意识形态批判这两大功能。换言之,历史学所关注的不仅是我们的过去实际怎样,而且是我们的现在和将来应当怎样,而后者总是关联着对于人化世界即文化的解释、规定和评价。
3．在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上,李凯尔特已经注意到了解释学所谓的“前理解”(Ｖｏｒｖｅｒｓｔａｎｄｎｉｓ)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制约。理解乃至一般认识的历史性使我们不可能获得超越于时间、传统、共同体等局限的绝对的客观性,但我们不能由此而放弃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承诺。如果把交往合理性(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观念引进历史学,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就有可能得到一种合理的解决。交往合理性的核心在于“有效性申认”的可批判性(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ｃｌａｉｍｓ),即在主体间交往中,如果一方要认定自己的一个表达式是“真的”、“正当的”或“真诚的”,就必须为之提供理由,而且这个理由必须是可以让处于交往过程中的另一方批判的[19]。
根据交往合理性的要求,(1)历史学家必须为自己的观点提供理由,而且历史学家共同体应该根据某一层次的标准对这种观点及其理由的是非优劣进行论辩,并根据更高层次的标准对低一层次的标准本身的是非优劣进行论辩,即使是构成历史学家认识前提之一的“前理解”也不能逃脱被批判的命运。(2)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是通过主体间的共识而得到认可的。由于这种共识是可以有好坏之别的,历史学家的共同体也可以有优劣之分,所以最高的权威只能是最好的历史学家共同体最终要达成的基于最好理由的共识,即“理想共识”(ｉｄｅａｌ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不过,历史学家在任何时候实际拥有的都只能是基于目前所能有的条件而达成的有缺陷的共识,即“现实共识”(ａ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ｅｎ ｓｕｓ),因此,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追求必定展开为从现实共识向理想共识不断逼近的过程。(3)在这一逼近过程中,主体间关系和主客体关系构成了一种循环:一方面,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需要通过主体间的论辩来加以确定;另一方面,主体间的论辩又应该在这样一些有关主客体关系的预设(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的基础上展开:存在着客观的历史进程、历史认识的客观性要求历史认识同客观历史进程之实际状况的符合;历史认识之进步的动力(至少部分)在于对现有水平之符合的不满;历史认识的最终目标应该包括认识同对象之实际状况的完全符合;每一特定阶段的历史认识需要同对象之实际状况的尽可能好的符合,等等[20]。
4．李凯尔特的史学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ｏ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而梁启超对李凯尔特的回应也展开于历史哲学的层面上。可以说,前者的传入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向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转移。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一书中就指出,“有一派哲学家,于哲学问题中特别看重智识的批评之问题。这一派人自然要认历史的智识的批评为历史哲学的主要问题。……这批评的论究,即智识学的论究,今后将日益精微,诚为最堪属望之一事。”[21]把历史的智识的批评看成是历史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并认为这种批评“今后将日益精微,诚为最堪属望之一事”,确如有些论者所指出的,“《要论》已察及从事史学理论反省与批评之新式历史哲学的价值和远景”[22]。不过,就梁启超及李大钊而言,他们对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问题的若干原创性思考还仅仅是原则性的,许多结论还缺乏充分的论证(如历史认识的目的在于描写事实与确定法则的统一、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及其与客观性的关系等),一些重要的问题尚未进入他们的视野(如自然现象的因果说明与历史现象的因果说明的异同、对历史现象进行意义理解的机制、历史认识中因果说明与意义理解的关系等)。这一事实告诉我们,重建梁启超以及其他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家的论证并进而对上述问题给出我们自己的回答,既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当代中国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无疑是一项极有意义且富于挑战性的工作。
参考文献：
[1]李凯尔特对李大钊史学理论的形成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相关的研究可参看拙著《李大钊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176页。
[2]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页。
[3]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50页。
[4] 同上书,第11页。
[5]李凯尔特:《自然科学的概念形成的界限》,转引自Ｋ．Ｃ．巴克拉捷《近代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史纲要》,涂纪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22页。
[6]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73～74页。
[7] 同上书,第86页。
[8] 同上书,第121页。
[9] 同上书,第121页。
[10]在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演进中,有关历史和科学之关系问题的讨论,可参见俞旦初《中国近代史学界对历史和科学的关系问题的最初提出》一文,载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1]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12] 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539～540页
[13] 同上书上卷,第556页。
[14] 同上书上卷,第525页。
[1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16] 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卷,第554页。
[17] 同上书上卷,第561页。
[18]事实上,无论是文德尔班还是李凯尔特都承认用历史学方法研究自然对象、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对象是可能的。参见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92页及其以下诸页。
[19] 参见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Ｖｏｌ.ＩＩ,ｔｒａｎ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ｃ Ｃａｒｔｈｙ,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Ｂｏｓｔｏｎ,1987,ｐｐ.74～75．
[20] 在此,我主要采纳了挪威卑尔根大学希尔贝克(ＧｕｎｎａｒＳｋｉｒｂｅｋｋ)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童世骏教授的观点,并结合历史学的具体特点做了必要的修正。参见Ｇｕｎｎａｒ Ｓｋｉｒｂｅｋｋ,“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ａｎ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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