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中西史学比较中的社会学视野问题

中西史学比较,大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中西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问题,无论具有可比性的一般的历史过程,还是与这些过程密切相连的理论问题;其二是中西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问题。本文所谈到的即是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应该说明的是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的内容。

进行中西史学比较,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比较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历史研究中不断地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如果不是这样,比较的结果只是一般性地描述比较对象的异同,那就是为了“比较而比较”,是一种盲目的比较,这样,就和所以要进行比较的初衷相悖。因为这种比较只停留在“考证”或“考实”的水平上,而没有价值判断,即没有回答出所比较的历史认识客体所以异同的本质原因。这些原因,往往以某种史学思想或某种史学思潮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其背后,却蕴涵着丰富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有待人们进行发掘。

这样,历史研究中的中西史学比较,就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与一种新的历史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新的研究领域。具体地说,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比较,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这种比较是不完整的。进行中西史学比较,关键是要回答问题,即回答所比较的历史认识客体所以异同的社会历史原因。所谓“新的研究领域”,恰恰是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从上述基本认识出发,举例说明关于“民史”和“君史”的问题。近代以来的中西史学都曾涉及到这个问题,略加比较,就会发现尽管相近的史学观点,却在中西史学各自的发展进程中,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究其根本原因,很值得人们思考。

在西方,重视“民史”有其传统。这种传统,是和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鼓吹资产阶

级民主思想,要求“自由、平等、博爱”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756年著有《风俗论———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该书是《路易十四时代》的姊妹篇。他对历史学家只记载帝王将相的政治、军事活动提出严厉批评。在他看来,这些历史学著作,“似乎世界只是为几个君主和效力于君主欲念的那些人而存在,其余的全都被略而不提。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就像他们所谈到的某些暴君,把人类作为献给一个人的牺牲品了”。伏尔泰明确指出,“我的主要想法是尽可能地了解各民族的风俗和研究人类的精神。我把历代国王继承的顺序视为撰写历史的指导线索而不是目的。”[1]因此,伏尔泰在这本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了世界各民族的精神和风俗。此外,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休谟、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等,都表述过类似的看法。

1874年,英国牛津学派著名史学家格林出版了《英国人民简史》,以后又将它扩充成4卷本的《英国人民史》。这些著作,特别是《英国人民简史》,给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声誉,有多种文字译本在世界广泛流行。作者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因此历史学著作要反映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历史只能以人民为主体,而不是英雄和伟人。了解了拿破仑,并不等于了解了法国的历史。从上述认识出发,在《英国人民简史》这部著作中,一改传统的王朝体系的结构,而依据重大的历史事件来代表某一历史时代,如“大宪章”时代、“宗教改革”时代等等。

20世纪下半叶,英国新社会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强调由底层往上来看历史;自下而上的历史学;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1966年4月,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Ｅ．Ｐ．汤普逊在《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的论文中,最早提出。在此之后,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森、霍布斯鲍姆、意大利历史学家金兹伯格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等,也都持相似的观点。他们强调人类的历史不是精英的历史,而应是民众的历史,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劳动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在其影响下,一批有广泛影响的成果问世。和19世纪不同的是,“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的广泛影响,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和影响联系在一起的。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曾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日益增加,“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2]

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提出重视“民史”,反对“君史”的问题,这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批判中国封建主义史学的直接后果。它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梁启超最早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出历史有“君史”、“民史”、“国史”三种概念。他认为西方史学比较重视“民史”,而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却“君史”盛行。中国各代的历史,“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所谓“二十四史,则只能谓之二十四家谱”。[3]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中,梁启超进一步阐释了这些观点。谭嗣同对梁启超的观点表示赞同。过去的二十四史的每一史的撰述,究其实质,“不过一姓谱牒”,其中很少有民间百姓的生活、教育、工业、农业和商业活动的记载。[4]徐仁铸也说:“西人之史,皆记国政及民间事,故读者可考其世。”“中国正史仅记一姓所以经营天下保守疆土之术,及其臣仆翼戴褒荣之陈迹,而民间之事,悉不记载”,十七史,“不过十七姓家谱”。[5]戊戌变法之前,专门介绍西学的《译书公会报》,译载了《英史民略》,通过介绍具体的英国史学著作,表示要加强对民史的研究。

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早在1928年为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刊物《民俗》写的发刊词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立全民众的历史”,“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俗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让历史真正成为“全民众的历史”。将一直隐没在幕后的芸芸众生推到历史图景的前台。让历史真正成为“全民众的历史”。[6]在中西史学中,呼唤撰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由来已久,论述要撰写打破以帝王、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在中西史学中,也都有不少精彩篇章问世。但是,在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中,结果却大相径庭。在中国,无论是梁启超、谭嗣同、徐仁铸,还是顾颉刚,他们的这些重要史学思想,却成为过眼烟云,在当时没有产生重要的实践成果;以后也很少为后人所知,自然也很难产生什么影响。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今天不能在具体的历史学著作中,而只能在近代以来中国史学思想史的回顾中,去重新认识这些宝贵的思想。

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只能从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中,去认识,去寻找。在当时,梁启超、谭嗣同、徐仁铸,以至顾颉刚等先辈提出这个问题,旗帜鲜明地向中国传统“正史”提出挑战,这已经是中国史学的进步。这些问题的提出,自然和他们本人的史学修养、史学视野、以及理论方法论的造诣有直接关系,同时也是时代使然。当时,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并产生一定的回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20世纪初也开始传入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的提出,也是这些回响和影响的具体表现之一。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它们的声音毕竟是太微弱了。当然,这种“微弱”同样也是由中国社会发展具体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任何个人、阶级、政党、社会集团,以及人生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政治思想学说等,都是历史的产物,都不可能超越历史。总之,那些“微弱”的回响和影响,也是历史的产物,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特征的一种折射。这种状况,只有在20世纪中期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发生变化,到80年代,这种变化已经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

如果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7],那么,这里所突出的是历史认识主体对客体的一种选择。因为这里所说的是“跟他的事实之间”,即历史学家所“选择”的历史事实,而非其他的事实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谓“相互作用”,这里应该是历史学家从既定的目的出发提出问题,和在一定的理论方法论的指导下回答问题。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是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这完全适用于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中。

英国史学家Ｅ.Ｈ.卡尔说:“我们一生下来,这个世界就开始在我们身上起作用,把我们从纯粹的生物单位转变成社会单位。”历史认识主体,“历史学家是单独的个人,同时又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历史认识客体也是如此。[8]任何历史文献和历史学家一样,也都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同样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两种属性。总之,在中西史学比较中,历史认识主体和客体的社会性处处存在,时时在发挥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直接影响到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中西史学比较中,这是无法回避的。这也就是说,为了科学地进行中西史学比较,必须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首先和社会学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就事论事,避免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而是从历史现象所依托的丰富的、生动的社会整体出发,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的前提下,对中西史学或中西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内容进行实事求是的比较。

在中西史学比较中,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的目标呢?

首先,要重视和加强中西史学比较中的理论描述。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这在中西史学比较中尤其如此。当进行这种史学比较时,被比较的历史认识客体总是作为“个别”出现的,并被放到中西社会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而不是局限在个别的、具体的历史现象或历史过程中,通过对认识客体进行比较,进行认识、分析,并对它们之间客观存在的历史真理加以概括。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建立个别的历史现象和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联系;还是对这种联系的本质内容进行概括,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和支持,因为这一切都不是直接通过史料和文献就可以得到的。

其次,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世界政治格局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不断提出新的问题需要人们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做出回答。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史学已经显得无能为力,不得不借助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使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了,在广泛采用新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新的史学方法和一系列新的史学理论有密切的联系,新的理论在不少方面需要通过新的方法体现出来,需要新的方法的支持;而那些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出现,则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历史学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合乎规律发展的结果。它弥补了传统史学方法的某些不足或缺陷,有力地推动了当代史学的发展。

再其次,努力做到中外史学的统一,而不是人为地割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里的关键是用中国人的眼光看问题,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进行中西史学比较,而不是食洋不化,不加分析地、盲目地崇拜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中国史学发展面临着新的冲击、挑战和发展机遇。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球历史观”日益凸现出来,在国际史坛日益产生广泛的影响。“全球历史观”强调当代历史研究的本质特征在于历史研究要有“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和“全球性眼光”。当前我国的历史研究的重大缺陷之一就是中国史、世界史之间严重分离,人为地割裂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历史矛盾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有效地开展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

参考文献：

[1]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ⅰ页。

[2]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2页。

[3] 参见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时务报》1897年7月20日。

[4] 谭嗣同:《湘报·后序下》,《湘报》1898年3月18日。

[5] 《湘学报》1898年3月13日。

[6] 顾颉刚:《〈民俗〉发刊词》,《民俗》1928年第1期。

[7] Ｅ.Ｈ.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页。

[8] Ｅ.Ｈ.卡尔:《历史是什么》,第29、44页。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