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讨论 |
|
| 全文搜索 |
|
| 专栏速递 |
|
|
|
|
|
| |
刘北成 张耕华 彭刚 赵立行 郭艳君
（一）
后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性的一种理论主张。这首先就涉及到什么是现代性的问题。
按照19世纪的进步理论以及20世纪的早期的现代化理论，现代性被说成是某些美好价值的实现。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带来的物质丰裕、文化上的理性宽容等等，都属于现代性。凡是与之相反的东西，都属于非现代性或传统性。现代化就是现代性因素战胜前现代性因素或传统因素。但是，这种理解有简单化倾向，即按照一种价值体系把现代社会一分为二，把真善美归于现代性，把假丑恶归于社会发展的落后。
这种理解与60年代许多西方人的经验有所脱节。经历了20世纪前半期的老一代目睹了极权主义和世界大战的严酷，在战后生长的新一代感到受压抑的苦闷。在他们看来，极权、压迫没有被现代性所取代，而很可能就包含在现代性的制度特性中。按照吉登斯的概括，现代性乃是对传统社会的超越，是一种17世纪以后逐渐出现的崭新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形式，由4种“制度性秩序”构成，即资本主义、工业主义、行政监视机制和垄断军事暴力的民族国家。
因此，如果我们不是本质主义地看待现代性，不是把现代性看作是某种理念，而是看成历史性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到20世纪中期的现代性是第一期现代性，如果用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特的说法，就是古典现代性。它的历史性特征既包括相对于传统社会的、以法律平等为特征的个人权利体系，同时也包括按种族、阶级、性别、性征、年龄、健康等等划分的社会规训体制，还包括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由此，我们才能理解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社会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运动乃至环保运动等等社会抗议运动。
到20世纪晚期，有人对西方社会提出了各种新的命名，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后资本主义、后现代社会。这表明，时代确实发生了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是否已经实现了对现代性制度的超越，犹如现代性超越了前现代性？我们看到，个人权利体系发生了变化，各种弱势群体的权利得到了伸张，但是其核心依然是人权原则；全球化的浪潮改变了资本、人力和资源的配置和流动，但是市场的机制不仅没有消除或削弱，反而极大地扩张了；民族国家的地位和权力受到了全球化的冲击，跨国的经济组织和国际组织在侵蚀着主权国家的权力，民族国家失去了对国内和国际暴力的部分垄断权，但是主权国家的基本结构和功能依然存在；在当今世界政治体系之中，即便是欧盟这样的国际组织，也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更大的国家结构；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发展，但是中心和边缘的世界体系依然维持。因此，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与其说是进入了后现代社会，不如说是进入了第二期现代性。当然，第二期现代性尚在形成之中。
（二）
后现代主义是什么？说法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说法是，后现代主义是西方社会“后现代时代”的理论表达。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后现代阶段，后现代主义揭示了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有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持这种说法。还有一些说法也与之接近，例如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詹明信就断言：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第二种说法是，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立场。具体地说，它是针对现代社会或者说针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立场。它是以现代性为依存条件的、边缘性的反文化。
这两种说法都是把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对立物。前者是取而代之，后者是分庭抗礼。
基于前面对现代性的理解，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第一种说法似乎难以成立。如果我们不同意说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与现代性有着根本不同的新的社会秩序，那么所谓“后现代时代”的理论表达就失去了现实依托。而且，无论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还是批评者，都认为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解构性的，而不是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并没有提供一个建设性的后现代方案。
我赞成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批判性的文化立场。但是，我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既有对现代性的否定，也是对现代性边界的拓展。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参与了第二期现代性的建构。
后现代主义是在以“68年”为标志的转变年代产生的，成为各种社会抗议运动的一种哲学-社会学表述。当然，狭义的后现代主义只是少数理论家的创造（而且众说纷纭），但是它也成为许多批判思潮的一个象征性的汇聚点。人们在反感后现代主义“大否定”的“虚无主义”时，有可能忽视其立论基点。后现代主义主张“破权威”、“去中心”、“拆结构”，其出发点乃是个人的更彻底的自由。后现代主义与社会抗议运动大大扩展了自由的论域，揭示了第一期现代性在规范化下所实施的压抑，主张了更大范围和更深层面的权利（少数族裔的权利、女性的权利、同性恋的权利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不是对启蒙思想的根本否定，而是启蒙思想的延伸。
过去30多年来，多元文化主义在西方社会取得某种优势；西方社会的民主化实际上主要是在最大程度地满足后现代主义和社会抗议运动的权利要求。可以说，西方主流自由主义的进展主要是对他们主张的吸纳。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这种僭越现代民族国家权力的主张乃是由福柯等人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为西方主流自由主义的一个公认原则。
（三）
后现代主义已经对历史学形成很大的冲击。按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的概括，后现代主义是对讲述现代进步的大叙事的质疑。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质疑的是现代性的正当性论证，主要是历史论证和知识论证。这里涉及的主要是两个理念，一个是现代的进步历史观，另一个就是现代的科学知识观。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在对进步观的批评方面，福柯无疑是最突出的代表。其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阐述往往局限于图式化的解说。而福柯则针对精神病院、监狱体系、性征体制等等展开了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分析。
福柯的主要观点是，现代历史的进展并没有兑现人类解放的启蒙承诺(这是许多抗议运动共同持有的观点)；现代社会的种种压抑并非源于社会落后的遗迹，而是缘于在现代历史中产生出来的新的压迫机制（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相近）；这种压迫机制不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机制，而是由弥漫于社会网络中的复杂多样的社会控制机制所组成；社会控制在表面上是由法律、政府或经济组织等强制性体制对以作为法律主体的个人实施的，其实是在军队、监狱、工厂、学校、医院、精神病院乃至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中实施规训技术。因此，现代社会秩序是以规训（纪律）为基础的弥散性微观权力控制体系（这是后现代主义独特的见识）。
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进而质疑现代历史学乃至所有社会科学的知识论基础。在他们看来，现代的科学知识观是以一种知识绝对主义取代了原来的信仰绝对主义，而社会科学知识都是权力关系介入而生产出来的话语。他们借此动摇知识的客观性、确定性和真理的普遍性。
历史观的极端相对主义和认识论的极端怀疑主义难免没有惊世骇俗的策略成分，但也是其阿基里斯之踵。
不过，后现代主义给史学留下的并非是一片破坏的废墟，而是别样的视野，从而为史学实践开拓了更大的可能性。近年来，西方史学扩展到种族、性别、性征、疾病等等领域；从宏大叙事转向“地方性知识”；从中心视角转向多元理解。这种转变当然是新社会史学、新文化史学、人类学等等共同促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已成为西方历史学的一个建构因素。
后现代主义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历史认识论的问题。譬如，我们面对一元历史观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张力。我们能否在不同价值的历史视角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乃至达到某种共识？再如，历史知识的真理性问题因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分析而变得更加尖锐。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机制如何能给我们以确定性的保证？
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已经无法无视和拒绝。
叙事研究引出的新问题
――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张耕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0062）
后现代主义一词，究竟如何界定，学术界尚无一致的意见。不过，在不同的解释和定义中，还是可以提取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即对现行的一切抱着一种全面、彻底的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如果现行的是制度，那么它就要冲破制度；如果现行的是规范，那么它就要颠覆规范；如果现行的是结构，那么它就要解析结构。总之，它对现实提出了最彻底、最严峻的“颠覆”。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批判，可以称得上是全面的“颠覆”。现行的各种历史学的概念、术语，如进步、发展、理性，各种历史的价值评判，如工业革命的意义、文明的价值等，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眼光来看，都需要全盘推翻、重新来过。不过，实践的历史学家对此并不介意，他们仍然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在从事历史研究。虽然实践的史学家们并不认同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但后现代主义的史学著述则获得他们的欢迎和好评，如福柯、金兹伯格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史学著作。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史学著作，也并非是在歪曲史实、胡说八道；另一方面，“疯癫”、“疾病”和历史的微观细节的探索，拓宽了历史研究的新视野，加深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过，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本质的怀疑和否定，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批评和反驳，这可以伊格尔斯的商榷文章为代表1。后现代主义的许多论述是夸张的，甚至是“挑衅”性的。如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只是一种“仪式性的运作”，他所声称的“忠实性”和“客观性”，只与那种渊博的学术研究惯例有关。撇开这些偏激、挑衅性的词句，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性也不容忽视，特别是他们对历史学的叙事问题的研究，为史学理论研究辟出了一片新天地。
历史学的叙事问题，最早只是把它看作是史书编撰的形式问题。英国历史学家乔治·屈维廉曾说，历史学的第三种任务和步骤是整理研究结果，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并称这一部分的工作具有艺术性2。一般说来，史学家们很乐意承认历史编撰形式的艺术性，所谓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就是将形式与内容两分，将形式归于修辞学、或编撰学，形式上的艺术性并不会妨碍内容的科学性。套用赫克斯特的说法，历史学的修辞只是蛋糕的糖衣，它的存在并不影响蛋糕本身的质量。然而，后现代主义（赫克斯特）的研究表明，历史的糖衣已经融入了历史的蛋糕之中，糖衣不仅影响历史的外表形式，而且也影响历史的内在本质。也就是说，形式与内容并不总是相辅相成的，它还存在着矛盾和对立；形式和内容并非能截然两分，它们还常常彼此渗透、相互缠绕。历史学的叙述不仅仅是一个修辞、编撰的问题，还与历史学的真实性、科学性等问题密切相关。与数学之类的学科不同，历史的内容并不能对其表现形式起到一种制约或限定，相反，只要是人的主题，天然地适宜于一种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这样，形式就会溶入内容，从而影响内容。修辞不仅是让读者赏心悦目，布局、谋篇和风格，也不只是技术或技巧，它体现了作者的情感和倾向，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牵涉到价值评判，而其背后又与作者的意识形态、社会地位、政治立场等因素相关。叙事的顺序、章节的结构，文字的风格，作为形式都会渗入到内容之中，并对内容的性质发生影响。特别是形式一旦程式化，反过来又会成为一种制约、限制的因素，甚至强物就我，用形式来虚构内容。蛋糕与糖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糖衣融入蛋糕之中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是后现代主义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换言之，历史学的形式与内容问题，并非像以前所理解的那么简单，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辨析思考，做出新的解释。
海登·怀特的研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海登·怀特的研究主题也是历史学的叙事，不过，他更关心的是历史叙述的本质问题。他认为，历史叙事在本质上与文学叙事是一回事，都是一种虚构。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的“历史的想象”一节中曾讨论过历史学里的一种想象3。他以“恺撒自罗马到高卢旅行”为例，恺撒前一天在罗马，后一天在高卢，至于自罗马到高卢的旅行，材料则没有告诉我们，需要史学家加入他的推理想象，进行一点连接虚构，即由“A”到“B”之间的连接想象或虚构。海登·怀特所讨论的是历史的建构性的想象虚构。经过历史学的初步研究，历史学家获得了A、B、C、D、E等一系列分散而确实的历史事实，进一步的工作是将这些分散而确实的历史事实由点连成线，再进而组成平面、甚至立体空间时，这就需要加入历史学家的想象，或者称之为一种建构性的虚构。虽然你使用的砖头、石料、水泥――历史事实，完全是科学的产品，但是将这些砖头、石料、水泥连接起来，建筑成历史的大厦，就离不开你的设计，这种设计具有艺术建构的性质。与上面柯林武德所说的虚构不同，连接性的建构自由度较小，受到制约的程度较大，与文学的虚构不可同日而语4；建构性的建构自由度较大，受到制约的程度较小，与文学的虚构在本质上相差无几。虽然你的材料是给定的，但你设计的历史大厦却可以有各种风格，如（1） A、b、c、d、e，（2） a、B、c、d、e，（3）a、b、C、d、e，（4）a、b、c、D、e，这还是由点到线的变化，在平面或空间上更可以建构出不同的组合。所以他说：尽管小说家可能只与想象中的事件打交道，而史学家则只与真实的事件打交道，但把想象与真实事件溶为可理解的整体，并使其成为表述客体的过程，实际是一个想象的过程。“历史”充满了证实事件发生的各种文献，因而有可能用几种不同但同样可行的方法，把这些文献组合在一起，以形成几种有关“过去发生了什么”的叙述性记载。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历史学家可以在给定的事实的范围里，在不违背学科研究准则的前提下，写成的几种不同的法国大革命史，它们可以是正剧、也可以是悲剧、喜剧、甚至是闹剧。显然，这是想象、构建的结果。
大多数历史学者恐怕都不会赞同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的本质是虚构”的结论，但海登·怀特所揭示的问题确实存在，且难以否认。这就给史学理论的研究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在哪里呢？局部的、个别的真能不能保证整体的真？历史学是不是仅仅只是在事实考订的层面上能得到一种真实性，而一旦由单个事实上升到完整的历史叙述，就只能如同小说一样，或者说具有诗的特性呢？如果说“恺撒旅行”式的推理想象还受到一种外在“过硬”东西的制约的话，历史学家在构建历史大厦的时候，他依据的是什么？他有没有受到什么制约？或者他根本就没有制约？历史构想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意识形态，还是道德观念、社会地位或政治立场？历史究竟应该是正剧，还是悲剧、或喜剧，甚至闹剧呢？对于不同“版本”、不同“风格”的法国大革命史，我们能否按传统意义上的真理论来分辨其是非正误，或检验其真实性呢？这里有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真实性、客观性的区分呢？抑或只能重新界定我们的真实性的含义？伊格尔斯曾驳斥过海登·怀特的观点，但在他反驳文章里，似乎并没有真正回应海登·怀特的问题5。
雷蒙·阿隆曾批评大多数历史学家还没能走出康德所说的“教条式的昏睡”，说他们没能意识到自己学科里的问题6，我们甚至还在沿用数十年前的老观念来谈论“历史学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我以为，进入到21世纪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不能老关注自己的学术项目或科研“工程”，要研究、回应世界性的学术课题，至少不能对他们提出的问题置之不理、或漠视回避。延续他们的思路，思考他们的问题，并不意味着要全盘接受他们的观点，更不是要抛弃历史学的一些基本的、安身立命之地。从表面上看，“颠覆”过的历史学，被弄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但这也正是重建的大好契机，借助后现代主义带出的一系列问题，正好作为我们进一步思索、探讨的出发点，中国的史学理论界，应该对新的世界性的学术问题，做出我们自己的研究，发表我们的看法或意见。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
彭 刚（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100874）
我主要想从当代史学理论的某些基本趋向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
历史学的学科自律性的问题，一直是史学理论最为密切关注的焦点之一。19世纪后期的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为与实证主义思潮将历史学纳入严格科学的谱系的企图相抗衡，将历史学（或广义上的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其间的主要分野在于，前者研究的是个别物，目的是达到对于个别物的理解。后者即使是在研究个别物，其目的也是为了得出普遍性的规律。对于前者的研究，主要有赖于研究者对于历史对象的理解和体验，这就要求他深入研究对象的内心，才能探骊得珠，得以索解历史过程的奥秘。而自然科学则是纯然从外部来对研究对象进行抽象和考察。
可以说，从新康德主义诸公到20世纪上半叶史学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两位大家，历史学的学科特性、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与自然科学的对峙中得到界定和阐述的。历史学是不是（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或者它哪些成分类似于、哪些成分又截然不同于（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这样的提问和思考方式一直延续到了当代史学理论的思考。与此同时，历史学与艺术的关联也日渐引起了史学理论的关注。德国传统下的新康德主义和历史主义所强调的“理解”和“体验”，即已显示出了历史学与艺术和审美的亲缘关系，克罗齐所一再重申的“重新复活（re-live）”和柯林武德当作其理论核心的“重演（re-enact）”，则更是使创造性想像和移情等艺术概念进入了史学理论的核心地带。然而，尽管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二位都是在美学和艺术理论方面卓有成就的人物，但是如果我们像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场合下一样，仅把对这样一些概念的理解限定在历史学方法论的层面，在此处我们仍然可以这样申说：如果说历史研究和历史理解的首要的和最基本的层次在于确定史实，那么，“移情”、“重演”等等，就可以看作是确定史实这一工作环节在很多时候不可或缺的一道工序。例如，对于项羽在鸿门宴和希特勒在兵临敦刻尔克时心理的推断和想像，就是理解复杂历史过程时确定史实并以此求得历史理解的一道基本工序。准此而论，历史学的艺术性的一面始终是在其科学性的统御之下才有了促狭的一席之地。1942年亨佩尔的名文《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更是通过论证历史陈述背后离不开对于普遍规律的指涉，明确地否认历史知识是与自然科学有着质的不同的知识类别。然而，主要从科学性的角度来探讨历史知识和历史理解特性的努力，似乎在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之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窘境，似乎很难有什么真正的突破性进展了。那么，从艺术性的角度入手，是否可以走出一番柳暗花明的新境地呢？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海登·怀特出版于1973年的《元史学》独辟蹊径，创造性地援引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理论成果，给史学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少人将《元史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重要地位，比之于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的观念》或亨佩尔的那篇名文。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甚至说，没有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所作出的重大努力，史学理论很可能已经成为当代知识领域中被人淡忘的一个领域了。
《元史学》一书副标题为“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怀特在此书中逐个分析考察了19世纪欧洲最负盛名的几位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米什莱、布克哈特、托克维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但此书最引人瞩目的，当是其篇幅并不很大的导论部分。概而言之，怀特在此提出了一整套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叙述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时的情节化和戏剧化的基本模式，并据此进行了个案分析和论证。在他看来，正如我们每个个体在回顾自己的生活历程时，不免要以各种情节化的模式将自己生活的各个部分按照故事方式来组织材料并赋予意义一样，历史学对于过往历史过程，也是以带有不同蕴涵的情节化模式来领会和组织历史材料的。情节化赋予历史过程以意义和可把握的脉络。意义和脉络是由历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施加于历史材料之上的，就此而论，历史学家的工作和小说家、戏剧家的工作并无本质不同。怀特的这一思路，“所要或者所力图要做到的，就是解构所谓的历史科学的神话。”也许我们可以说，实证主义思潮直至亨佩尔等人所要作的，是使历史学同化于自然科学，而怀特这一思路所表现出来的，则是要使历史学同化于艺术和文学。《元史学》虽然被有的人（如安克斯密特）认为，相对于怀特本人后来的几部著作，还带有浓厚的康德和结构主义的色彩，从而更多现代主义的意味，但依然被公认为开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先河。
怀特所开创的这种“新历史哲学”（这是安克斯密特和凯尔纳所编辑的一本当代史学理论文选的书名），被认为是标志着历史哲学的“叙事主义的转向（narrativist turn）”或者“修辞的转向（rhetoric turn）”。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说这一转向：习惯上，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史学理论家，都是把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视为不同的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的，历史研究致力于确定史实，把史实置入一个凸显意义的框架和脉络，构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历史写作则是将历史研究的成果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历史著作的文学性或者说历史学的修辞层面本身在历史学中居于很次要的地位。而怀特等人的研究表明，叙事是历史学须臾不可离弃的本性之所在，历史著作所表现出来的修辞风格和所借助的情节化模式，是历史学家赖以组织历史材料、赋予历史事实以意义并借此传达历史理解的基本手段。用赫克斯特形象的比喻来说，如果说以前人们认为修辞不过是历史学这块蛋糕上的糖衣的话，那么现在人们则认识到，它已深入到蛋糕之中，它不仅以其文采和叙事脉络影响到历史著作的外表和它所可能给人们带来的乐趣，而且影响到历史著作的实质、影响到历史学家传达历史知识的能力。历史著作的形式和内容就这样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形式本身就蕴涵了内容。怀特本人将自己后来一本重要著作题名为《形式之内容》，其要旨就在此。
以叙事为研究焦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给传统的史学理论带来了不少冲击，也带来了新的气象。这中间也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的密切关注。这里只能简单涉及到两点。一是对历史叙事的功能的强调，在使我们对历史学的艺术层面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的同时，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想要促使历史学回到“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回想一下近几十年来备受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史学理论家们所青睐的历史著作，如勒罗瓦拉杜里的《蒙塔尤》、金兹堡的《奶酪与虫》和戴维斯的《马丁·古赫的归来》。一方面，这些著作全然不同于传统历史的“宏大叙事”，都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关注的是传统社会中底层农民的生活状态或差点被过往历史湮没的乡村宗教异端；另一方面，“讲故事”式的写作和组织历史材料的方式使得这样一些著作不仅对于专业历史学家，而且对于普通读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自年鉴学派以来，历史学实践受到各门社会科学越来越大的影响的同时，“讲故事”的传统的复活乃至光大，值得我们的注意。事实上，对于历史著作的叙事方式的研究，不仅限于传统的历史著作（如Ann Rigney对于三部著名的法国革命史的叙事方式的比较研究），而且还出现了对年鉴学派的叙事方式的研究（如Philiphe Carrard对于布罗代尔等人的研究）。这进一步使我们认识到，叙事和情节化的重要意义，不仅限于人物史、事件史，而且同样适用于社会史和经济史。
需要提及的另一点是，正如一般而言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被人们视为往往在客观性问题上陷入僵局，历史知识的客观性问题，在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视野中变得更加微秒和复杂了。在怀特看来，叙事的情节化模式和戏剧性蕴涵是由历史学家施加于历史材料之上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和文学家本质上并无不同，那么，仅仅通过强调历史学家还多受一重史料的牵制（何况不少激进的理论家连这一点都不愿意承认了），是无法对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得出有说服力的论证的（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文学著作中情节的展开还往往受到主人公性格和各种情节链条的牵制，而发展出与作家初衷相左的结局，因而，单纯赋予历史著作以和文学作品一样的隐喻的真实性【metaphorical truth】就是远远不够的）。安克斯密特就在强调人们似乎本能地就对文学著作和历史著作有所分辨的同时，又很遗憾地承认史学理论对此间分别并没有能够作出有力的说明。丹图对于理想的编年记录者（ideal chronicler）不可能存在的论证，和安克斯密特关于真假的判断只能用之于单个的陈述命题，而不能用之于叙事结构本身（即他所谓的“叙事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的论点，都使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要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下，重建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不可能再回到实证主义的立场，而只有在历史叙事和历史实在之间重建有效的关联，才是唯一可能的渠道。
后现代主义的启示与历史反思
赵立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200433）
后现代主义是从全面批评和否定的角度展开它的观念的，也是在普遍的批评中不断成长起来的。以我们久以习惯的、普遍认同的思维方式来考察，后现代主义似乎不可理喻，所以用来指称和界定后现代主义观念的词汇都一定程度上带有贬义和嘲讽的色彩：无核心、无系统、无真理、反理性、反基础、反本质、反规律、碎片、主观、游戏、虚无、消解、摧毁、否定、唯心主义、解构一切、异质分裂。许多人认为后现代主义否定一切，不可能对知识和文化的发展有任何贡献，至多只能是昙花一现。 但是事实却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面对各种批评和否定，后现代主义的渗透力和影响却越来越大，从上世纪中叶兴起至今，后现代主义已经逐步从艺术领域、渗透到文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而微观史学、心态史、妇女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等的纷纷出现，其中蕴涵的后现代元素已经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人们也许并不确切了解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内涵，但是很多人都开始熟悉德里达、福科、詹姆逊等后现代主义者的名字；人们也许并不熟悉他们对语言的阐释和对文本的定义，但是人们都开始使用“话语系统”。在后现代主义不断扩张的同时，正视它和对它进行研究是最起码的态度。
后现代主义以解构我们长期形成和普遍认知的认识论基础和体系为特征，并没有提供明晰的替代性基础和体系供我们进行参照，也就是说，它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两者择一的选择，这为我们无论接受还是拒斥后现代主义都面临着尴尬和矛盾。我们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和影响而故步自封，也不可能轻易地加入后现代的队伍来拆毁我们所得以立足的认知和实践基础。也许，借后现代主义的眼光，反观我们所认知的基础的缺陷，并从中寻求积极的启示，也许是最为现实和可取的态度。从历史研究领域来讲，我们可以运用这种眼光对对历史的本真、历史发展、历史的未来、研究历史的角度等许多方面，甚至对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前提进行重新审视，从而形成更加丰富和深刻的认识。
长期以来，我们研究历史基于一个普遍认知的前提和基础，那就是进步的发展的历史观。从这样一个观念出发，我们认为历史是一个直线发展的过程，总是从低级阶段一步步走向高级阶段。按照以往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人类历史必然都经过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继而达到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历程。历史是有规律的，一个事件和另一个事件之间总是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一个事件的发展总是会成为继而出现的下一个事件的原因和基础，而某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消亡总是会为一个新阶段的诞生提供前提。我们相信历史的发展有着一个预设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会达到一个理想状态。运用这种观念，我们从纷杂的历史丛林中寻找出一条清晰的路径，区分出了进步的力量和落后状态，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纳入一个统一的发展轨道。在沉浸于我们所取得的成果的同时，我们无法也不愿自觉地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的前提进行审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遇到了后现代的挑战。后现代认为历史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循环的；历史发展不是统一的而是多元的；历史是没有规律的，只是一个个独立的文本；历史的发展没有终极的目标，所谓的美好未来只是没有根据的虚构。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下，我们认识历史的基础似乎不存在，在此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大厦也是虚幻的。我们无法认同后现代主义对我们所认知的基础的解构，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它找到了解构我们基础的角度，而这些角度也许正是我们的基础所存在的缺陷，正是值得我们反思之处。具体来讲，在我们构造一条逐步发展的历史线索的时候，我们习惯于寻找“中心”、寻找“标志”，这些中心或者标志往往被固定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界碑，西罗马帝国灭亡而欧洲进入封建社会本来是一个特殊的事件，但是它被普遍化为人类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标志。既使对此有过一些争论，但是人们仍然摆脱不了以此中心来替代彼中心的模式。这种思维的直接后果是忽略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在由各个设定的中心接续起来的统一的历史之流中，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变成了被大海裹挟的泥沙，历史缺少了丰富性。在追求历史进步的同时，我们也习惯于区分“进步的”和“落后的”因素，把进步和落后的相互对立绝对化、简单化和模式化，从而把完整的历史阶段或者一个统一的历史事件一剖为二，历史成了我们所提炼出来的进步力量的接续，而抹煞了历史事件、历史阶段本身的复杂性。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强调文艺复兴启示新社会的一面，人文主义者批评教会和旧制度的言论成了我们最喜欢选取的素材，但是人文主义者与教会合作的材料同样丰富，但我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忽视，这种认识问题的方式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另外，我们也习惯于区分主流和非主流，惯于通过考察王朝更替而强调历史的演进，忽略“非主流的”大众文化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场景；喜欢研究转型时期而忽视静态的历史考察。所有这些现象都不是某项具体的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缺陷，都同我们认可的研究历史的前提有关。后现代的批评和否定可以警示我们认真地审视我们所赖以认识历史的模式，努力避免其固有的缺陷和僵化之处。
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抱着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历史是客观的，历史研究的目标是寻求历史的真相，客观地复原真实的历史，兰克被奉为这种信念的典型代表。支撑这种信念的基础是历史事件确实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客观发生了的事情不可能因为其他外在因素而发生改变。既然历史是客观的，那么历史研究必然能够客观地复原它。尽管客观地揭示历史的本真是非常艰难的任务，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善于运用原始资料，仔细考证和辨析史料，总是能够达到或者接近目标。这样一个看似具有坚实前提的信念同样遭到后现代主义的彻底否定。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客观的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是主观构造的历史，历史和文学没有什么区别，历史就是文学。历史学家所迷信的史料也不是客观和真实的，这种不真实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方面，无论是所谓的原始资料还是二手材料都是人为构造的，它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区别仅仅在于所构造的时间不同；另一方面，一个文本被创作出来以后，文本其实就和作者脱离了，文本的真正含义是由读者所创造的，而不同的读者会解读出不同的含义。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客观性的批评和否定，说明追求历史本真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坚实。一个显见的问题是，所谓客观历史和真实历史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如何知道自己达到了或者接近了历史的真实？这显然是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达到了历史的真实，那么历史研究就会停止，关于历史的争论就会消弭。如果说我们接近了历史真实，说明我们已经对历史真实了然于胸，这显然是矛盾的。事实上，对同一个历史对象的认识往往是不断变化的。同样客观地对待马基亚维利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但他既被评价为“罪恶之师”，又被理解为“忧国心切”，他的思想既被认为是一剂毒药，又被理解为“救世良方”。因而对客观历史的追求受到多重的制约。同时，对客观历史的追求始终没有成为一种绝对一统的潮流，强调历史的主观性、现实性和精神价值的思想始终如影随形，无论是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是比尔德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都典型地体现了对待同一历史本体的相反态度。这表明历史学家在有关历史的价值、历史的意义等方面存在着不确定的犹豫态度，而这种不确定性为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和否定提供了靶子。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全面否定不可能否定历史的真实性，但是至少促使我们对历史事实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进行区分，在历史的历时性和现实性之间做出选择，对权威和史料本身持更加审慎的态度。
后现代主义没有给历史研究提供成体系的框架，但是它提供了一种批评的眼光、质疑的态度、开阔的视野以及多角度审视问题的可能性，这也许是我们应当积极关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原因所在。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真实
郭艳君（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50080）
有关历史性质的探讨，自19世纪兰克学派兴起后，似乎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尽管对历史的科学理解在20世纪初受到了新兴历史学派的挑战，但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二者还是一致的。然而，在人类跨入新千年之际，后现代主义向严谨的历史学提出了全新的挑战，致使历史的真实性本身成了问题。历史的真实性何以存在？
“历史” 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文的 historia ，其含义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指过去发生或经历的事情，另一方面是指对过去发生事情的记录和叙述。因此，作为一种叙述的艺术，历史所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无论何时赋予历史叙事‘真实的故事’这一特征，需要强调的都应是‘真实的’这个形容词，而不是‘故事’这个名词。”7也就是说，对真的追求，是历史学的核心目的之一。但必须要明确的一点是，对于历史真实性的理解存在着两个方面，其一，是人类的历史进程本身的真，其二是人类对历史认识的真。这两个方面并不是绝对同一的，因为作为本体的历史事件，尽管具有纯客观的性质，但对于理解者的当下存在来说，那并不是一个经验的世界，而是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外。历史与当下的事实不一样，当下的事实具有历史事件所不具备的某种在场的性质，而历史事件在本质上是不在场的。因此，对于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的直接认识是不可能的，人们只有通过文字、符号和遗存，经由分析、推理和想象，再现过去发生的事件。也就是说，人们通过历史认识所获得的真并不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客观存在，而是建立在历史事件的主体或后人对历史事件叙述的基础之上的。这样，必然存在着一个历史事件本身和历史认识的真相符合的问题。尽管在叙事与真实性之间是连续的，在形式上具有共通性，但每一个叙述者在记录或叙述历史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都不可能处于历史之外，以一个绝对客观的态度进行记录和叙述，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叙述中打上时代或叙述者本人的烙印。因此，历史学家在历史认识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并不是那个曾经发生过的客观的历史事件，而是记录和叙述历史事件的文本，他只有借助于历史叙述者的文本这一中介，才有可能触及历史的本体。换言之，人们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只能是对历史叙述结果的研究，研究的是一种叙述的活动，不仅需要研究叙述的内容，而且需要研究叙述的活动本身。因此，他所得到的就是历史叙述的真，而不是历史本体的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历史是一门艺术，一门叙述的艺术。那么如何理解19世纪科学的历史学所追求的客观性呢？
不可否认，19世纪历史学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但是，这种科学的历史学与作为叙述艺术的历史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也是建立在历史叙述的基础之上的，只不过是在艺术的真实性上涂上了浓厚的时代特征。
首先，就科学的历史学形成的时代背景来看，19世纪是一个科学的世纪，自然科学在这个时代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任何其他的学科若想取得自己的合法地位，就必须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建构自己的体系，并努力在自身的研究中追求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客观性。在这种形势下，历史学若想确立自己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自然难免走上客观化的进程。而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中，只有作为本体的历史事件才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因此，19世纪的历史学来说，“如实地说明历史”就是最终的目的。与此相关，对客观性的追求还有一个根源，即古典史学对道德史观和天命史观追求，导致以外在的目的来裁剪历史。为此，也必须还历史以真实的面目。正如兰克所强调的，“对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应结合起来，目的是再现全部历史真相。”8
其次，19世纪对客观性的追求，使历史学家们第一次对其所面对的全部的历史文本进行了清理。一方面，在他们对证据加以前所未有的精确、严格的考证下，有关历史细节的知识大量地增加。各种经过分析整理的史料，大最的问世，以及新考古方法的出现，大大丰富了历史文本的内容。另一方面，那些为了外在的目的虚构的史料被排除，从而使以历史本身为目的重新叙述历史成为可能。但是，19世纪历史学对历史资料的考证，直接获得的并不是历史本体的真实，而是历史叙述的真实性。也就是说，科学的历史学所面对的也是用以记录或叙述历史事件的文本，而不是历史事件本身。对文本真实性的考证，并不能排除文本的作者在记述历史事件过程作为前提存在的意义的预设。客观的历史学，仍然是以叙述的文本为核心的。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所得到的是历史叙述的真，而不是历史本体的真。那么，客观性是如何可能的呢？
第三，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是与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密切相关的。19世纪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胜利进军的时代，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和国际舞台上的民族统一、自决是时代的主题。因此，军政史也为19世纪历史学研究的核心。正是将历史研究的对象限定在历史上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伟大的英雄人物身上，那种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才有可能。因为只有对上述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才留下了详细的记载，可供考证。也就是说，这种客观性实质上是一种叙述的客观性，即通过以一个论断的形式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的陈述。不但如此，这种客观性的获得还是以牺牲人类历史的整体性为代价的，对政治的偏重使史学研究变得日益狭隘，它不仅忽视了政治以外的其它因素，而且忘记了构成民族、国家的人、普通人。正因如此，科学的历史学在20世纪初招来了多方面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并没有导致历史研究的衰落，相反，它却导致了一场研究路线的分化和学术研究精密化的增长。新的历史学派将研究的对象转向了社会的整体、转向了普通人的生活。其目的不再是追求历史事件的客观性，而是力图再现历史生活本身。因此，尽管追寻历史的客观性那个“高贵的梦”破灭了，但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依然存在。那么，如何理解历史的客观性与历史的真实性呢？
历史的客观性这一理解，是来源于自然科学，是19世纪的历史学家力图使历史学科学化的一个结果。尽管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对于历史学的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必须明确指出，历史学的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不同的。因为历史学的对象与自然科学的对象截然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的自然存在，其发展变化具有内在的客观规律，是可以重复、多次发生的，对它的研究可以借助人工的环境再现其变化的进程。历史事件作为人类活动的表现，是个别的，不具有重复性和（自然的）客观规律性，人们也不可能通过自身的活动在现实中重复这一进程。对于历史的研究，人们只能通过对史料的考察，在思想中再现历史进程。而这种历史进程的再现，是艺术的再现，而不是回到生活本身。而“‘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真正差别并非出于井然有序与混乱之间的对峙，而是在生活中缺少那种通过讲述将事件转变成故事的观点。讲述不只是一种言辞行为，也不只是复述事件，而是一种以某种更高的认识形成的行为。”9因此，历史学的研究中，就不可能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它所追求的真实，是一种艺术的真实，是对历史进程中人的生存方式的再现。
历史学所追求的艺术的真实是内在于人类的历史进程本身之中的，这种艺术的真实就是在历史进程之中展现出来的人类的文化精神。在某种意义说，历史就是人类文化精神演变的进程。而文化精神就表现于人类的共同体中。因为共同体并不是与构成它的诸多个体对立的，其存在准确地说是因为这些个体在意识上的相互承认，并进而承认共同体本身。这说明有一种叙事结构：共同体并不只是作为一个发展而存在，当其成员假定了相互认同的我们时，它还通过对这种发展进行反思性理解而存在。而在现代的共同体则是一个虚幻的、理性的共同体，它借助独立的个体生成的过程中对传统共同体的消解，把独立的个体彻底地排除于共同体之外，从而丧失了反思和批判的维度，以至招来后现代主义的反动。因此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的思考，我们也不应仅限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真实性——客观历史的真实——的反叛，而是要从后现代主义所表现出的文化精神去理解。就后现代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精神来看，其核心是对现代主义所代表的那种绝对理性的文化精神的反动。但我们也绝对不能因此就象后现代主义那样，把共同体的存在、人之存在的本真状态一起抛弃掉，应该在对现代主义的批判的进程中，重建人类的共同体，其核心在于揭示人类生存的本真状态，而这一点只有通过对人类文化精神的反思性的理解才有可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人类文化精神的追寻，是当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兴起的根本原因。
1 有关伊格尔斯对海登·怀特的批评，以及海登·怀特的答复，参见乔治·伊格尔斯的《介于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纂――对海登·怀特历史编纂方法的反思》和海登·怀特的《答伊格斯尔》，二文均刊于《历史：理论与批判》第二期。
2 屈维廉：《克莱奥 -- 一位缪斯》，《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页。
3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72－273页。
4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要服从三种方法的规则，而小说家或艺术家一般说来却不受它们的约束”（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79页），其实，对“恺撒旅行”的想象并不具有实证性。
5 在讨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叙事虚构”问题时，伊格尔斯多次强调历史学有着自己的批评标准，历史学家有其共同遵循的学科准则。（参见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160页。）但对于海登·怀特来说，既然历史学家的结论是大相径庭的，那么，遵循共同的准则只能是仪式性的，历史学的想象与文学艺术的虚构只能是一回事。
6 雷蒙·阿隆著、冯学俊译：《论治史》，三联书店，2003年，第29－30页。
7 C·洛伦茨：《历史能是真实的吗？叙述主义、实证主义与“隐喻的转向”》，载《世界哲学》2002年第2期，第21页。
8 转引自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9 D·卡尔：《叙事与真实的世界：为连续性辩护》，载《世界哲学》2003年第4期，第81页。
|
| |
最后编辑： 卓立 发布时间：2005-05-24 论文来源：智识学术网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