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讨论 |
|
| 全文搜索 |
|
| 专栏速递 |
|
|
|
|
|
| |
内容提要：新历史主义将一般作为文学批评点缀的逸闻逸事发展为一种具有根本方法论意义的“逸闻主义”，强调其“触摸真实”和“反历史”的重要诗学价值。这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并僵化了的审美与政治、文学与非文学、经典与非经典、文本与历史以及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和壁垒具有强大的爆破力，也有助于文学批评打破形式主义的文本封锁和旧历史主义堂皇叙事的话语垄断，使文学与人类生活的真实经验发生关联。这种将逸闻逸事与文学文本并置的做法显示了批评家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同时也存在着随意化和程式化的种种弊端。
关 键 词：新历史主义；逸闻主义；触摸真实；反历史
阅读新历史主义者的批评文章，随处可见一些与学术不大相干的逸闻趣事、野史传说、档案碎片以及批评者个人的点滴经历。初读疑为繁琐逗哏不足称者，而以掌故逸闻论文，则“奇奇怪怪”似野狐禅，是批评乏术风气大坏；详味则豁然开朗，小事微言，有大义深义在焉。论世论文而能如此，也算能另辟蹊径别开生面。
理论批评若能以高度概念化普遍化的观点高屋建瓴、自上而下地析事明理自然是好；将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件悬为“真实历史”，用文学文本印证历史发展既成定论的逻辑必然性也未尝不可。这是所谓传统历史主义的普通做法。但问题是，这种对自身缺乏反思批判的思辨方法，对文学文本与文学背景、文学与非文学、经典与非经典、文学与历史以及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做了一厢情愿的假定（或无批判的盲从），而这些界限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们真是那么理所当然吗？文学的复杂幽微和丰富多样能够被这种“大而化之”的方法一网打尽吗？当然，也可以有另一条途径，就是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中撷取片断文字近观迫察细读深研，在自己确定的批评罗盘上穷尽“整个”文学表述系统。这是一般形式主义的做法。但这种方法同样首先设定了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将“文学性”当作静止不变的品质而加以推崇。这种方法与其说穷尽了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还不如说是耗尽了其批评方法和文学观念本身。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人们对如上两种方法体系进行了重新检视和盘诘，既向传统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发起了解构运动，也向形式主义的静止文学观念发起了冲击。这个运动使一切小事微言、野史逸闻浮出历史地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一般而言，结构主义若能将文本分割成一些二元对立组并揭示它们的活动逻辑，就心满意足地止步了。后结构主义和解构批评则试图证明，这类对立组为了维持自身，有时竟会导致自身的颠覆和崩溃，不然它们就必须把一些琐屑的细节放逐到文本的边缘地带。解构主义者德里达的典型阅读习惯即是，“抓住作品中某些显然处于边缘的碎片――脚注，反复再现的小词或意象，偶然使用的典故――然后将其坚持不懈地推向威胁要粉碎那些支配文本整体的对立组的地步。” 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则将结构主义运动视为始于16世纪的人文学科的最后发展阶段，他漠视传统思想史的主题——连续性、传统、影响、原因类比、类型学等，而“只对意识历史中的‘裂隙’，‘非连续性’和‘断裂性’感兴趣，对意识历史中的多种时代之间的差异，而不是类同感兴趣。” 这些理论家都强调了语言的非确指性、文本的多义性、意义的无限延宕性、结构的非连续性和差异性。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新历史主义开始实施其富有特色的“逸闻主义”(anecdotalism)，它在大量采用后结构主义观念方法的同时也向它发动了攻击。
新历史主义的这种批评方法也为研究者（包括新历史主义的实践者）所重视。海登·怀特在《评新历史主义》的论文中指出，新历史主义者“尤其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轶闻轶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或是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许多方面的特别的兴趣。”怀特以诗学语言与语法规则之间的二项对立为依据，说明逸事逸闻犹如诗学语言，不仅自身包含意义，而且还总是隐而不露地对占统治地位的语言表达的典范规则提出挑战，认为“历史的这些内容在创造性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诗学的’，因为它们对在自己出现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支配和服从结构，以及文化符码等的规则、规律和原则表现出逃避、抵触、破坏和对立。” 研究者指出，“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注重文化审理的新的‘历史诗学’，它所恢复的历史维度不再是线性发展的、连续性的，而是通过历史的碎片寻找历史寓言和文化象征。” 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新历史主义者通常遵循一个既定的批评操作程序：他们往往先从尘封的典籍中找出某一被人忽略的逸闻逸事（表面上与所评析的文学作品相隔遥远又罕为人知的事、诗、画、雕塑或建筑的设计等），然后挖掘其深层文化意义并出人意料地在它们与所分析作品之间找到联结点，最终显示出文学作品在成文之时与当时的世风、文化氛围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纠葛。格林布拉特和伽勒赫将这种方法概括为“逸闻主义”，并在其多种诗学价值中特别强调其“触摸真实”（the touch of the real）和“反历史”（counterhistories）的意蕴。下文拟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做具体说明和简要评析。
一， 捕捉真实的踪迹
真实性问题是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课题，也是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争论焦点。然而，在传统上，尽管人们在何谓“真实”的问题上人言言殊――将真实性的本原或归为外在现实；或归为作者意图；或归为超验的“理式”，但人们有一种普遍趋同的看法：真实性是可以臻达的，语言即是通向真实性的中性媒介和透明工具。因此，真实性一直是文学的确证场和避难所。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使语言自身的非透明性、能产性和建构性得到了强调，而其确指性却变成了神话。在其观念中，文学沦为语言的囚徒而与人类生活的真实历史场景日益隔膜。真实性成了语言本身的一种效果和功能，由于语言符号链条的无始无终，真实性也变成了一个无法兑现的理论承诺，甚至文学理论也不再能做出这种承诺。
然而，文学毕竟不能只在封闭的语言形式中打转而变成追逐自己尾巴独自嬉戏的怪兽，它必然与人类生活之间有某种关联。但是，处在后现代知识氛围之中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如果不想背弃后现代思想的积极成果，就必须从后现代驻足的地方起步，而无法倒退到它之前。新历史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理论前台的，它主张文学批评进行“历史转向”，“回归历史”而触摸真实。
它要回归何种“历史”呢？其“历史”与“旧”历史主义的“历史”已大不相同：首先，其“历史”不再指单数大写的“History”，而是复数小写的“histories”；其次，“历史”不是既往完成性的，而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延续至今并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而当今人们的实践也在发展和阐释着历史并赋予历史以新的价值和意义 ；再次，已发生之种种万难在研究中“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绝难弄清，尽管历史在本质上是非叙事和非再现性的，但“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 ，而流传下来的文本只是对历史事实的表述，它与真实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间距”，因此批评家的任务只能是重构文本产生时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氛围”，而无法真正回到当时的历史之中。今天的研究者转向历史的目的，就是在自己的表述中与历史对话，而非一味地进行事实认同。
新历史主义强调“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文本具有历史性，文本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映”，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是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历史具有文本性，历史理解过程中文本性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具有浓厚后结构主义色彩的“文本性”无远弗届。因之，解读历史文本就需要研究者的判断力、想象力和创造性，而“历史也因之染上了美学成分” 。对于文学批评而言，历史性与文本性之间是一种相互渗透的张力制衡关系。诚如利科尔所发现的，欧洲语言中“历史”一词模棱两可，既表示实际发生的事件，也表示对这些事件的叙述，这表明“创造历史与叙述历史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换言之，叙述文体所属的生活形式是我们的历史状况本身。” 历史事件与历史文本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历史文本本身的非透明性和建构性不容忽视。但传统上一般认为“历史文本”是对“真实历史事件”原封不动的再现，历史文本体现着整体历史发展的目的性和必然性。因而在真实性问题上，历史文本应是一切知识的楷模，也是文学阐释的稳定可靠的背景和基础。新历史主义则认为，史学的历史叙述也因经由表述的中介而与已经发生之种种不具有直接统一性，因而史学的“历史”也不能充当文学的稳定阐释基础，旧历史主义所信仰的文学前景与“历史”背景之间的界限应该打破；人类的历史生活和真实经验散落在各种各样的文本表述之中，因此在理解人类历史生活时就不该画地为牢自我设限，而应将人们出于各种因素而划分的学科界限打破重组；文学与非文学、经典与非经典、文字与口述、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之间是互动关系，其间的界限应该被超越。这样就导致了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鲜明的跨学科性和文化文本间性。文学研究应该突破文学艺术领域而将其触角伸向人类全部“表述”领域。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学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宝贵的，因为文学作者为我们表述人类经验创造了技巧；但是“在传统的文学疆界之外还有其它技巧和其它文本，它们拥有堪与媲美的强大力量。”
虽然新历史主义强调了历史理解中表述的不可避免和文本性的无所不在，但它决意与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的“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观点保持距离，而是认为任何文本都与真实、物质、实践、痛苦、身体快感、沉默或死亡有牵连或有距离（距离也是一种关联方式）。然而，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新历史主义者冲破后结构主义设下的文本性牢笼而触摸那些真实呢？正是那些可以归之为“逸闻逸事”的东西。按照一般英语辞典的解释，“anecdote”即“关于真人真事的短小的，通常是有趣的故事”。这个英文词本身强调了故事之“真”，新历史主义视逸闻为真实生活遗留下来的“踪迹”并用它来表达其对真实的追求（尽管略有一些同语反复的意味）。
逸闻逸事的特出之处还在于，以前的各个学科界限和学术研究是在将它们排除在外的情况下进行的，故它们也未被那些学科范畴所分割而具有学科归属上的模棱性，这种模棱性使其与既往真实生活具有更多的切近性。职是之故，逸闻便拥有了逃脱文本性框范的某种能动性。格林布拉特认为，那些已逝的生命，曾经一度原生而精妙、粗犷而复杂，但渐渐被老于世故的文学批评蒸馏掉了。而它们在未被蒸馏之前却以逸闻逸事的形式存在。在今天，“文学批评能够大胆进入陌生的文化文本，反过来，这些文本――通常是边缘的、怪诞的、零碎的、出乎意料的、粗糙的――也能够以兴味盎然的方式开始与人们十分熟悉的文学经典作品相互作用。” 逸闻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与文学文本之间产生互动，使传统的学科界限轰然坍塌，使无所不在的文本性突然破裂而透射出一抹真实生活的余晖，使文学重新与人类的真实历史经验关联起来。
新历史主义者多能将这种观念方法付诸批评实践，格林布拉特的《莎士比亚式的商讨》（1988）一书堪为表率。该书收录了作者的5篇重要论文，书名暗示作者要讨论莎士比亚。但与读者的期待相反的是，该著的每一个章节都无一例外地以一个历史逸闻开头（首章为作者的理论说明，亦采用了批评家言说自我的方式：“我带着与死者说话的愿望开始研究”），然后娓娓道来，不时提醒读者故事并非出于虚构，而是一桩真实历史事件的记录。逸闻听来荒诞不经，但其中也不乏当时生活的蛛丝马迹，甚至是当时世风的一个侧面。作者接着会证明，这些今人以为荒诞的故事在它发生的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他从诸如法庭记录、医学文献、教会宣示、科学报告、外交文件、传教日记、探险笔记、旅行游记等非文学文本中广征博引、纵横穿梭，让这些非文学文本映衬开篇所述的逸闻，也使之与文学文本间彼此对勘折射，共同烘托出当时社会生活的历史文化氛围。
将逸闻、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并置，可以产生一种微妙的诗学效果。文本因折射了历史文化氛围而成为社会能量(social energy)的载体，社会能量即通过不同的文本进行“流通”。社会能量的流通，即指社会上各种利益、势力和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格氏指出，社会能量显示在生产、形成和组织集体之物质和精神经验的能力之中，这种能力是由特定的词语的、气氛的、视觉的踪迹构成的。它与引起烦恼、痛苦、恐惧、心跳、怜悯、欢笑、紧张、慰藉和惊叹的能力相联系。在其审美模式中，社会能量“足以伸展到单个创造者或消费者之外而达到某个社会集体，不管受到何种限制。” 也就是说，审美性的文学文本只是社会能量流通中的一个环节，其它含有社会能量的非文学文本的存在是文学性文本存在的前提。作为个体的创造者和消费者不是社会能量的起点和终点，而只是社会能量流经的场所。莎剧表述了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势力、利益和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其它非文学文本中的社会能量“流通”到了莎剧之中，上演之后社会能量又通过观众流回社会。社会能量的流通是文学活动主体与非文学活动主体、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交流过程，也是一个能量增殖过程。文学文本是社会能量增殖的重要环节，它使社会能量变得更加“可视化”和具体化。并不是文学作者“创造”了文学文本，文学文本的产生和接受都与社会能量的流通紧密相关。
社会能量的流通的观念强调了非文学文本在文学解释中的重要性，从而使逸闻逸事作为文本踪迹和“一抹真实”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得到了强化。所谓“逸闻主义”，即是通过逸闻逸事来显示社会能量在原生态的日常生活和非文学文本与经过纯化的文学文本之间的流通过程，说明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是如何人为划定的，缘此对文学的本质做出独特的解说。因此，文学研究转向历史逸闻，这既是从经典的逸出也是对经典的复兴，既是对文学的超越也是向它的回归。逸闻提供一种接近日常生活的门径，它通往事情如是发生之所，通往以粗陋的表达方式表述真理的实践领域，而那些方式在最富修辞性的文学文本中却遭到了否弃。格林布拉特认为，“逸闻之路通向一个‘交涉区’(contact zone)，通向魔化了的空间，在那里真正的文学能够被魔法般变成存在。” 文学通过逸闻而触摸到了人类真实的历史生活。
在格氏笔下，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亨利五世》、《里查三世》等历史剧中的君臣暗斗、宫廷倾轧居然与警察局关于马洛的一份秘密调查报告的结论遥相呼应。《奥塞罗》中依阿果的工于心计、步步为营、巧设圈套，竟然与白种人面对广义上的“摩尔人”时的歹毒阴险深层关联。他能够在逸闻、非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自由驰骋，而文学文本所掩盖着的历史生活本相也便随之浮出历史地表，跃然纸上。
平心而论，以逸闻入史并非全新的东西。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就充满着精美的逸事趣闻。司马迁著《史记》时，也曾力图“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但在一般史著中，逸闻不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性。新历史主义的逸闻而能成为一种“主义”，正是因为它具有根本的方法论意义。对以前的主流史家来说，逸闻只有在作为修辞学意义上的点缀和辅助说明或分析综合过程中的一种小憩才进入历史。近代史学家书写个体生活和微小事件，通常强调的是其普遍的历史意义和概括化的典型性，而新历史主义则将逸闻视为触及历史真实的必要途径。当然，新历史主义的逸闻主义也受到格尔兹文化人类学“厚描”和奥尔巴赫的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影响。格尔兹的文化人类学善于“从一整套微观民族志材料――各种各样的评论和轶事――走向宏大的民族文化景观、时代、大陆和文明”，并认为这种“微观性质显示出来的方法论问题既是重要的，也是严重的。” 它确立了以小见大缘微知著、通过个案进行反复描述的基本方法。奥尔巴赫的《模仿论》也重视逸事的价值，注重“从每个时代引用一些文本作为检验我思想的个案。” 不过，新历史主义者比格尔兹更强调激进政治，比奥尔巴赫更倚重非文学文本。新历史主义对逸闻的运用更具方法论上的自觉性，也更具触摸历史真实的明确目的性。
逸闻主义力图触及的真实，是氛围的真实，是语境的真实；是一抹真实的遗晖，是一张真实的存照；这不是将历史“再现”出来，而是将它的形成过程“重构”出来；这不是实体性的真实，这是虚灵的真实。这种真实是新历史主义的辐辏之处，而逸闻则充当了那些辐条。
二，实施“反历史”策略
新历史主义的“逸事”，除了如上实践效应外，还有重要的理论诉求，即通过建构复数化的小写历史而刺穿传统历史“宏大叙事”的堂皇假面，实现其“反历史”表述。
“反历史”的汉语译法多少有些牵强，因为Counter-作为前缀在英文中有“方向相反”、“回应反击”、“对应补充”等多重意思，在汉语中没有完全对等的词。当然，counter-histories存在的前提应该是有一个可供counter的history在。那么，这是何种“历史”呢？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它主要是近代以来在启蒙运动的思辨历史哲学思想方法下完成的思辨历史。沃尔什指出，“历史”一词“包括（1）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以及（2）我们现在用它来构造的叙述和说明。”研究前者的是思辨的学科，它探讨自然事件的实际过程，着眼于构造一种宇宙论或者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明自然界。 在他看来，思辨历史哲学在20世纪之前居于主流，它是目的论的、因果论的、决定论的和整体论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主要是政治国家史。波普尔将这种历史哲学观点归为“历史主义”（Historism），并基于科学哲学以逻辑学为依据逐条进行了批驳。
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的史学突破了政治国家史的限制而转向社会文化史，从而将注意力从重大战争场面、国家政体的承续以及广受尊崇的英雄领袖转向婚姻宗教、仪式风俗等的小写历史。社会文化史家决意重构那些传统史学所漠视的群体的日常生活，与这种新史学接榫的文学批评也企图在文学文本中寻觅那些同样遭到漠视的东西，新历史主义就试图分析那些被传统边缘化了的东西。但新历史主义并不满足于此。研究者指出，“新史学主要是在讲述那些湮没的故事，而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则首先试图理解这些故事是如何被湮没的，在当前情况下隐藏和揭示它们的又是什么力量。”
在这方面，新历史主义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启发。福柯关于历史叙述的话语／权力理论以及利奥塔关于表述危机的学说，都既对思辨历史哲学进行了批判和解构，也对“历史”本身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福柯认为，基于连续性的历史被它所为之服务的主体所损害，应该让那些差异为自己言说，而它们所“说”者，既令历史主义鼓舞，也使其尴尬。 前者是指差异和裂隙是一个可供历史主义者进行书写的大片新领域；后者则指差异和裂隙撼动了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根基，因而人们就无法写出可靠的“历史”。从后一种意义上说，福柯是一个反历史主义者(anti-historicist，anti-与counter-有所不同，前者主要强调反对，而后者还有补充的意义。Anti-history是一种“后历史”，即历史的消解)。 与此同时，利奥塔尖锐指出，“用一个包含历史哲学的元叙事来使知识合法化，这将使我们对支配社会关系的体制是否具备有效性产生疑问：这些体制也需要使自身合法化。” 他发现，作为宏大叙事的启蒙叙事及作为其基础的启蒙历史哲学面临合法化危机，人们无法在此基础上做出关于事物的表述，因此，出现了普遍的表述危机。福柯和利奥塔都反对思辨历史哲学的历史叙述，主要强调对传统历史主义的解构；新历史主义则并不满足于这种解构嬉戏而最终变成历史风格学，而是试图有所建构，试图使这种新建的历史与“真实”有所关联，这种历史就是其counterhistories。
新历史主义者伽勒赫认为，“人们通过逸事而追求的小写历史，可以称为counterhistories，即使其目的地尚不确定而其轨迹又与最佳路线相左，但这种历史毕竟是可以欣然展开的。” 她采用这个术语来指称向承继自上世纪的宏大叙事发动的一系列攻击，这些攻击本身即成为历史。“反历史”不仅与主导叙事相对立，而且与流行的历史思考模式和研究方法相颉颃；因此，一旦它获得成功，它就不再“反”。事实上，宏大叙事本身就是作为“反历史”而开始的，历史学科的根须即在于反抗神甫和统治阶层的官方史。因此，“反历史”与历史是一个相互依存的连续的矛盾运动过程，而不是用独立的品格进行物质性的对抗。但是，“反历史”必须得有所依附，其所依附者，就是逸事逸闻。
逸事作为一种形式通常是对更为野心勃勃无所不包的历史叙述的均衡术；微小叙事让人们看到宏大历史是如何形成和运作的。逸事作为基于自身的小故事，向解释叙述的语境打开了一个小孔，实现了历史解释的语境化。逸事的微缩图可能阻断大历史的连续之流，让人们在逸事的边际遭遇叙事文本中的差异，让差异和异端自我述说；这让人们意识到历史叙事之外的某种东西――那个语境化了的“真实”。“新历史主义将逸事与惯常历史的爆破而非其实践联系起来：尚未进行学科分类的逸事向我们这些想要打断‘大故事’（Big Stories）的人们发出召唤。” 逸事带有强烈而隐秘的个性，可以让人在进入历史的门槛前稍事驻足甚至逡巡不入。只有某些逸事才有此功效：那些因聚集了异质性因素而保存了极端陌生性的异国风情者和不合常规者――似乎是一些朝生暮死的细节、不受重视的反常物和被压抑的不合时宜者，这些因素组成了一种合唱，在其中背景与前景、历史与文本之间持续不断地相互转变。因此，新历史主义者所渴望的逸事不像旧历史主义的那种集中体现时代真理的事件，而是能够将这些真理掏空的东西。这种逸事会打开历史之门，或者使历史歪斜欲坠，以便让文学文本能够找到新的插入点。在这时，文本拥有历史的和文学的双重身份，历史可以被想象成偶然性的一部分。通过古怪离奇的逸事，历史将不再能成为将文本稳定下来的途径。
逸事撕破和逗弄前此通常无法达到的“真实”。逸事有意识地撬起寻常的序列而让其脱离其所指物，指向处于历史学科的当代界限之外但依然不外于具体认知可能性的现象。新历史主义运用逸事对准人们熟悉的历史大厦开火而让那些灰泥下面的裂缝显示出来。“然而，因为他们也希望学到一些有关过去的知识，裂缝本身被看成恢复了的东西。” 这段话集中体现了新历史主义“反历史”的精神：这种历史的宗旨不在于验证传统宏大历史叙事的既成定论的必然性序列，而是让它们露出破绽，这就与传统历史主义拉开了距离；这种历史也不是将传统历史拆解并完全放逐到不可知的领域，而是让已经显示出来的裂缝自身成为一种历史重建，这就与一般后结构主义保持了距离。新历史主义的特殊理论品格就包含在这种双重的间距之中。
新历史主义的“反历史”是十分特殊的。它并不满足于像60年代欧美兴起的社会文化史那样仅仅从另一个层面变成大历史的印证和“补充”；它又从更加激端的理论家福柯等人的历史理论汲取滋养，更多地强调了对传统历史叙述之“反对”和对其基础的拆除。“反对”与“补充”相结合，就正是新历史主义的“反历史”：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宏大历史或在其范式内对之进行修补的“新史学”，也不是后现代意义上的“后历史”(post-history)。批评家指出，在福柯那里，一切都是历史的和历史化了的，因此一切都既是历史客体的产物又是生产者。其作品是后历史的，因为他承认历史的解体。但新历史主义的“反历史”则不完全是，因为新历史主义“以另一种权力的宏大叙事代替了历史进步的宏大叙事”。 新历史主义的“反历史”之所以既不是传统历史，也不是后历史，是因为它希望重建它种历史。作为文学史家，应该双眼齐睁，一眼看过去，一眼看现在。 文学批评应该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维度，福柯的历史观念是历时性的，既与过去的时间相连，也与他自己的写作时间相连，还与过去作为当下的效果相连；而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则是共时的，主要与现在的处境和文化文本间性相连，这使得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诗学中历时性维度显得有些虚弱无力。
总之，新历史主义将逸闻逸事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而进行反思性运用，某种意义上的确实现了其触摸真实、打破学科壁垒、重划文化界限以及“反历史”的功效。但是，新历史主义在将逸闻逸事与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并置和拼贴时，其创造性与随意性、新颖性和程式化同时并存。其不足之处已经招致了批评，批评家柯亨就指责新历史主义者是将文本与语境进行人为的联结或“任意联系” ，而这种方法一旦形成程式，就会变得僵化而丧失新颖性。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历史又通常是偶然无定、充满迷团的。在背离了大历史的垄断之后，小历史又难免其繁琐和零碎；而且，它在文学研究中，每每面临以后台导演的操纵策略代替前台演出本身的审美感染效果的危险。当然，新历史主义从方法论层面对逸闻逸事的开掘和和反思，其成败得失都是值得重视的。
The Anecdotalism of New Historicism: the Touch of the Real and Counterhistorie
ZHANG Jin GAO Hong-xi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New Historicism has developed anecdotes----usually the rhetorical embellishments in literary criticism----into anecdotalism with methodological importance. In this way, it emphasizes the poetical value of anecdotes, especially that of “the touch of the real” and “counterhistories”. This kind of research has exploded the boundaries between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on-literature, canon and non-canon, text and history, and the boundaries between different disciplines since Enlightenment, which helps break through the textual blockade of formalism and the discursive monopoly of the historical grand recit. This has also made literature connect with the real human experiences. New Historicists have been creative when they juxtapose anecdotes with literary texts, but sometimes their juxtaposition gives way to routine or arbitrary connectedness.
Key words: New Historicism; anecdotalism; the touch of the real; counterhistories
注 释：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47.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13.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08.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58.
Ryan K.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C].London:Arnold,1996.57-60.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0.
张宽.后现代的小时尚――关于新历史主义的笔记[J].读书,1994(4).
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300.
Gallagher C., Greenblatt S. 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31.
Gallagher C., Greenblatt S. 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28.
Greeblatt S.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6.
Gallagher C., Greenblatt S. 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48.
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7.
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6.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
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7.
Brannigan J.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1998.35.
Hamilton P. Historicism[M].London: Routledge, 1996.135.
Hamilton P. Historicism[M].London: Routledge, 1996.133.
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 北京:三联书店,1997.2.
Gallagher C., Greenblatt S. 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52.
Gallagher C., Greenblatt S. 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51.
Gallagher C., Greenblatt S. 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52.
Brannigan J.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M].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1998.217.
Hawthorn J. Cunning Passages[M]. London: Arnold, 1996.5.
盛宁.新历史主义[M].台北:台湾扬智文化事业公司,1996.44.
|
| |
最后编辑： 卓立 发布时间：2005-06-15 论文来源：文化研究网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