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国学者在研究西方历史哲学时，遵照沃尔什的划分，将历史哲学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两大块。前者有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等学者，后者在国人中知名度大的便是克罗齐与柯林武德。这其中不乏他们相应的代表作《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和《历史的观念》都有中译本的缘故。对西方历史哲学有所了解的人，几乎都同时知道克罗齐的论断“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和柯林武德的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我看来，克罗齐与柯林武德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历史哲学领域内并驾齐驱的两位大师，相信在许多人眼中也是如此。

几年前，我在翻阅历史哲学的权威杂志《历史与理论》创刊以来的各期时，看到了柯林武德的遗稿专辑以及其他研究专辑、专论。当时第一反应便是，为什么看不到研究克罗齐历史哲学思想的文章。国内的情况，正如《精神、自由与历史》作者彭刚所说：“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但国内对他历史哲学的研究绝大部分都停留在对这一命题在历史理解层次上所具有的内涵进行探讨，而未能从他的哲学立场出发来把握该命题其他层面的内涵。对于他的历史哲学中许多重要的侧面更是几乎无人问津。”^①现在，当我读完彭刚的这部著作，当即的感觉便是，国内对克罗齐历史哲学的系统研究真正开始了。作为一个西方历史哲学的爱好者和学习者，我希望将自己阅读此书后的一些感想记录下来，并求教于该书作者与读者。

笔者认为，《精神、自由与历史》一书至少从三个方面推进了对克罗齐历史哲学思想的研究。

首先，作者是在一种整体的视域下解读克罗齐的历史哲学思想。它主要表现为层层深入的两个方面。一是从哲学发展史的范围内理解克罗齐哲学的来龙去脉；二是从克罗齐哲学体系的建构中理解其历史哲学思想的独特性。

在《引论》中，作者对克罗齐时代的意大利及当时的思想界，对影响克罗齐的一些重要思想家，如桑克提斯、维柯、拉布里奥拉、康德、黑格尔，按历时顺序进行了介绍，使读者在接触著作的主题时，能很快有一个总体印象和基本了解。绝对历史主义、“真、善、益、美”、直觉概念、理论与实践的两度、差异辩证法，这些标示着克罗齐哲学特征的内容，就像一根根的栋梁，被作者安置到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框架之中，通过引论的线索伸展到对有关历史哲学的不同主题论述中去。

要理解克罗齐的历史哲学思想，必须首先明了他的精神哲学体系的内涵，否则，对一些命题的论述就不可能阐发出克罗齐的真正意图。例如，在讨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命题时，作者指出：“国内研究克罗齐历史哲学的学者，对这一命题的理解大都是从其历史认识方面的涵义入手，而未能把握这一命题的本体论意义，根本原因在于脱离了他的精神哲学体系的基本前提而孤立地考察他的历史哲学。”^②按照克罗齐精神一元论哲学的推论，精神就是历史，它既是全部历史的结果，又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历史。历史事实是精神活动的产物，而精神活动永远都是当前的，因此一切历史就永远都只能是当代史。^③正是依赖整体的视域，作者避免了过去对该命题阐释中常有的简单化和庸俗化，有效地说明了这个命题是克罗齐反实证主义、反二元论思想发展的当然结果。

其次，该书的主要内容由五章组成，作者抓住了克罗齐历史哲学思想中的五个核心论题进行阐述，即历史与哲学的同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果、目的与历史；自由与历史；历史主义问题。对这五个论题的论述，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照应、相互说明，从总体上有效地表现出克罗齐历史哲学思想与其精神哲学体系之间、不同论题之间的逻辑联系。

我们看到，作者在第二章中首先阐释了克罗齐历史哲学中的最根本论点，即历史与哲学的同一。克罗齐认为哲学乃是历史学的方法论阶段，精神自身就是历史，在历史存在的每一瞬间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且也是以往全部历史的结果。因此精神就负载着它全部的历史，历史是与精神自身恰相吻合的。它也就是哲学，因为哲学唯一的内容就是全部实在，也即精神的变化发展。^④克罗齐对历史与哲学同一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奠基于他的历史主义观念之上。作者明确地注意到这一点。在第六章专门探讨历史主义问题时，作者从克罗齐绝对历史主义的特殊性这一角度，进一步指出，克罗齐“虽然一直大谈哲学与历史的同一，但归根结底强调的还是哲学之被历史所包容。”^⑤关于历史与哲学同一的讨论，我们还能从其他章节中看到。同样，对其他论题的讨论也是如此。但它们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围绕着作者想要集中笔墨论述的专题，从不同角度表明问题之间的联系，目的在于使当下的专题能够更好地在克罗齐精神一元论哲学的整体中获得理解。

再次，作者对克罗齐历史哲学思想有较为独到而公正的评论。除了第七章《评论与思考》中表现较为集中之外，在其他各章的论述中，作者也明确表现出自己的立场与态度。评论之公允与合理，表现出我国西方历史哲学研究者不愿再停留在简单介绍西方历史哲学家的层面，而尝试将自己独到的见解寓于文本之中，做到“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结合。

在评论克罗齐历史哲学思想中的成就与不足时，作者既避免以今人的观点去苛求古人，也不完全以克罗齐的立场为其开脱，像狄尔泰所倡导的那样，作者到20世纪初的学术背景或语境中去寻找判断的标准。例如，作者称赞克罗齐对于历史学家主观因素的强调，将历史学家看作是历史世界的立法者，这是其历史哲学中最为精华的部分。同时，通过比较克罗齐之前的狄尔泰和之后的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作者批评克罗齐“对于历史理解之如何可能和如何进行，比之他的后学柯林武德和当代解释学诸家，固然是甚少措意，比之他的前人狄尔泰来说，也有所不及。既然克罗齐自己认定历史哲学需要对历史学进行知识论的研究，那么对于历史理解和历史认识性质的考察（比如至少是说明一下‘复活’历史人物内心的可能性和方法），就应该是他题中的应有之义。”^⑥作者还批评了克罗齐的“精英主义”倾向与其反对的反历史的二元论观点之间并非协调一致。对个性化的过分强调局限了历史研究的范围、以内在目的论为核心的唯心史观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等等。这些评论都为读者公正。深入地了解克罗齐历史哲学思想提供了有效的参照。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位历史哲学的研究者，作者尝试在历时性与共时性、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视域中把握克罗齐的历史哲学思想。从其著作的谋篇布局与分论解释中我们看到，作者以自己具有“国内研究克罗齐历史哲学的学者，对这一命题的理解大都是从其历史认识方面的涵义入的历史认识立场来撰述这篇博士论文，并由此表现出他对历史哲学一些基本问题的独到看法，而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研究克罗齐历史哲学的主题，势必推进国人对历史哲学的认识与研究。

历史主义思想是作者著述该书的主导思想。它不仅表现在作者于书中对历史主义的深刻认识与评价上，它尤其是作者本身阐述全书乃至各个主题的基本方法。

历史主义强调个体性或个别化、个性化的原则与发展变化的原则。在这一思潮的发展过程中，它不仅成为指导历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论，而且也成为一套独特的人生哲学、历史哲学和世界观。^⑦伯林（IssiahBerlin）也阐明了历史主义作为方法论和世界观对人类文化的巨大影响，作者对此无疑是赞同的。由历史主义延展至历史性、历史思维等20世纪后半叶哲学中重要的形而上学问题，作者充分肯定了克罗齐思想在其中构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环^⑧。另一方面，作者本身在分析与论述克罗齐历史哲学思想的过程中，也自觉地遵守了历史主义倡导的个体性、发展与变化等原则。他正是通过阐明包括西方文化、克罗齐哲学在内的横向、纵向整体视域，来考察克罗齐历史哲学这个个体的独特性。这种历史主义的方法同时还运用在克罗齐的“历史与哲学同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自由”、“历史”等作为个体的命题与概念上，以便阐明它们产生的渊源，澄清它们变异的原因，最后明示它们的历史效应。笔者认为，作者在研究与写作的同时，有效地将历史主义思想付诸实践，其本身便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范例。

彭刚的《精神、自由与历史》一书，是国内首次对克罗齐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的系统研究，其深度与广度，都是以往那些专论克罗齐历史哲学思想的论文所不及的。不过，在彭刚的启发之下，我们感觉到，对于克罗齐历史哲学思想还有更多的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试举一例，作者曾经提到爱德华·卡尔对克罗齐的诘难，他认为后者陷入了纯实用主义的窠臼，认为正确解释就在于它是否符合当前的某种目的⑨。实用主义问题在历史学中，与历史学的目的及其现实功能直接相关，任何一个实践的历史学家都无法回避它。作者在此充分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只可惜没有借机将克罗齐对该问题的看法深入探讨下去，也没有更多地表明自己关于这个方面的看法。

彭刚的导师叶秀山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称：“彭刚这本书写得很用功，所用材料力求准确，并都经过认真分析思考。他的书能有机会出版，必将有助于对克罗齐哲学的全面了解，从而做出进一步研究。”（Ⅶ页）叶先生此语既包含了对该书的肯定，也表现出对促进克罗齐哲学思想研究深入的期待。在历史哲学这个分支学科中，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关于克罗齐历史哲学思想研究的更为深入的著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