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样，各个学科包括历史学都也发生了巨大改变，新被译为中文的德裔美籍历史学者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现代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一书就是对历史学和历史学思想的这个变化过程的分析。
该书是在伊格尔斯1975年出版的《欧洲史学新方向》等书已有的研究上进行的修正与补充，全书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谈19世纪后期与20世纪早期的史学思潮与主要流派，伊格尔斯的讨论首先是从19世纪历史学的专业化开始的，在这一时期占据主导的是以德国史家兰克为代表的科学史学思想。在这一部分里，伊格尔斯还概括地介绍和分析了马克斯·韦伯、狄尔泰、史莫勒、兰普雷希特、巴林顿、比尔德、贝克尔等人的史学理念以及德国与英美史学思想的异同。接着他讨论的是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趋势，这里伊格尔斯详细讨论的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与实践及其以后的发展，同时伊格尔斯也讨论了同一时期的联邦德国的“历史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
就我而言，我最注意的还是该书的第三部分，这就是本书的重头戏——也是对以往伊格尔斯研究基础上的发展，所探讨的关键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现代思潮向严谨的历史学发出的挑战及这个挑战所带来的影响。伊格尔斯在书中这部分结合相关历史著作讨论了各种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页111-135，以下页码皆为该书页码）——主要是“叙述史学的复兴”与作为后现代主义史学典范的微观史学（microhistories）、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妇女史、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或history of everyday life）、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等内容。并预测了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历史学的未来发展情况以及对待后现代史学的新视角（页136-161）。
笔者之所以对这部分最感兴趣，是因为目前国内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介绍和研究方面还很薄弱，就笔者所见，大陆近年对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等领域介绍、研究甚多，但对后现代史学的比较全面的介绍则只见到客居美国的王晴佳教授的一篇《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相比大陆，台湾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则多得多，一些基本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著作已经在台湾翻译出版，例如，著名后现代史家詹京斯(Keith Jenkins，1943——)的代表作Re-thinking History（《历史的再思考》）就由贾士蘅译出，由台北麦田出版公司在1996年出版，该书出版后取得了不俗的反响，并被作为台湾的大学教材；随后，詹京斯的On‘What is History’: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Routledge,1995)也由江政宽翻译，于2000年由台北麦田出版公司出版。同年，台北巨流图书公司还出版王晴佳和古伟瀛合著的一本比较通俗的读物——《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因此，伊氏此书在大陆的出版虽然是姗姗来迟，可也算是弥补了不少的缺憾。
二战以来，西方社会思潮的一个特征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了，这个发端于文化和文学批评的思潮因应于当时社会形势，迅速由附庸而蔚为大国，向各个领域扩展阵地，逐渐成为40年来当代影响最为广泛的思潮，它的特点就是彻底批判和否定现代性，反对启蒙运动，反对所谓的“大写叙述”(grand narrative)与“后设叙述”(metanarrative),从而实现对现代的超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的批判主要是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泛滥与理性主义的过度扩张两方面，他们不相信普遍理性的存在，主张重新建立人生的价值意义，发扬批判和怀疑的态度，对理性进行解构和“祛魅”，反对直线的进步观念和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强调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和文化观等等。受此思潮影响，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也逐渐由社会科学化的现代主义史学逐渐向后现代主义史学转移，即是所谓的“后现代转向”（postmodern turn）。相比于文学、艺术等学科对“后现代”的反应，史学的这个“转向”则要姗姗来迟了，比较早的反应要从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73年发表的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开始了，但这只是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先声，实际上，History and Theory、Past & Present、The America Historical Review、History Workshop Journal等国际权威历史学期刊都是在1980年代末才开始出现探讨后现代史学理论的专门文章，专书的情况也大致类似 。近年，随着西方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变化，尽管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文学和文化批评领域已经逐渐式微，但后现代主义史学却在80年代末发展起来，延续至今，丝毫未见有衰落迹象，依然大有行情看涨之势。
对于后现代主义史学，如同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看法一样，不可能给出一个关于它的比较确切的定义 ，因为对赞同和提倡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这批人来说，他们之间的相同点之一可能是——他们的理论资源都是来自于福科、德里达、拉康、罗兰·巴特、理奥塔、格尔茨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了，如伊格尔斯在本书中所说，“对历史学工作这种科学精神的挑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本专业之外，是来自文学理论家和批判家，他们希望把历史学搞成想像式的文学”（页18）；另外一个相同点大概就是他们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立场——如黑格尔、马克思主、汤因比等的思辩的历史哲学和兰克、艾尔顿等人的科学史学以及其他持相对论主义史学立场的卡尔等人的反对了，他们认为所有这些史家的观点只能代表1950和1960年代乃至以前时代对史学的认知，而史学发展到今天的后现代世界，这些观点就成为明日黄花了，后现代历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否认历史著作所谈的乃是真实的历史过去”（页136），我们见到的历史，只是历史学家关于过去事件的观点（perception of past events），是被史家重新建构起来的过去（the past reconstructed），而不是历史(history)，历史著作只是对过去(the past)的论述，但绝对不等于过去。我们认知中的过去不是“过去”（the past），而是史家对过去的一种解释，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也只不过是历史学家思想过和整理过的历史，而这种历史或者说解释已经不再合乎历史实相，而只是史家自身试图把一致性强加于历史之上的对历史的阐释——是史家的发明(invention)或虚构(fiction)，而也正是这种阐释遮蔽了历史，使读者对历史产生了误解，因此，后现代史家认为原始材料与间接材料除在时间意义上外，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所以他们反对盲目崇拜"the document"和"the facts"的做法，认为根本就没有史料与史实的差别，原始材料与事实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没有必要一定去取得原始材料。后现代史家还从语言学理论出发，认为历史学就是历史哲学，在历史著作与历史哲学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二者无法截然区分。他们把历史当作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认为真实与虚构并没有什么不同，历史写作与文学、艺术一样，有一种隐藏的、模糊的意味，需要读者去揣摩，与其说历史是一本科学，毋宁说它是文学更为合适，文本具有多层次性与矛盾性，文本产生后，不仅是与它和外在世界的关系无关，而且也与文本的作者无关，这时候作者的意图已经不再重要了，起作用的完全只是文本，而不是它产生于其中的语境，这样就取消了文本作者的权威性。运用到历史学上，就意味着归根到底每一部史著都仅只是一部文学著作（页10-11），是纯粹由语言符号所拼凑出的“历史”图象，不止无法分判其中的真实与虚构成分，也不能表示什么经验意义，这种做法无疑是在宣告“历史的死亡”（the death of history）。
面对后现代主义将虚构与事实相提并论等激烈的做法，许多史家对这种激进的立场持拒绝的态度，如Joyce Appleby、Lynn Hunt和Margaret Jacob的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New York: Norton,1994）一书里，就认为“后现代主义者是一群心灰意冷的知识分子，不分马克思主义或自由派人文主义，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或是自由解放的一切期望，全部予以驳斥……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嘲讽的世界观，甚至是绝望的世界观，这明显是对后现代主义持批评态度；对后现代主义史学更为激烈的批评者是弗吉尼亚大学的Perez Zagorin,他对后现代主义史学深恶痛绝，在反驳詹京斯对他的批评时干脆说“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知识体系，它对历史的理解根本贡献不出任何东西” ；另一个比较著名的、又颇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批评者是剑桥大学Richard J.Evans教授，在他的In Defence of History（London: Granta Books，1997） 一书里，认为历史的科学与文化基础已经动摇，史学学科正遭受来自后现代的严峻挑战，他把来自于后现代主义包括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t）、福科主义者、拉康主义者、新历史主义等的对正统历史书写的挑战统一看做为“'intellectual barbarians” ，在对待事实的态度上，Evans教授不断重复“历史是客观的”这个信仰 ，提倡“a return of scholarly humility”这样一个态度来对待历史学 ，然而，Evans教授没有意识到他为历史所做的辩护仍然在传统历史学范型的窠臼中，并不能真正使后现代主义者心悦诚服。
相比于以上诸人对后现代主义的强烈批判态度，伊格尔斯则认为后现代主义主张“从过去的现实逃入晚近的文学的、语言学的和历史学的思想之中”，实际上是“对西方文明的性质的幻灭感，日愈造成了一种对现代科学观的深刻反弹”（页9），这正“反映出人们对正在异化的现代文明的各个方面的深刻不满”（页14），“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就由于其警告人们要反对空想主义的与进步的观念而对当代历史学的讨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页169）。所以我们不能一味拒斥后现代主义理论而忽视它的合“道”性，“确实，每一份历史叙述都是一种构造，但它是从历史学家与过去双方之间的对话中所产生的一种构造。它并不是在真空之中出现的，而是出现在一个对‘说得过去’具有着共同标准的那些探索者的心灵的集体之内的”（页167），实际上后现代主义理论使人们加深了对历史的理解，已经使历史学家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来对待历史学——“传统科学与传统历史学的后现代批评者们，已经对历史学的思想与实践提出了重要的修正。它并没有推翻历史学家之献身于重新把握现实或者是他（或她）对于探索的逻辑的信心，但是它已经指明这两者的复杂性。或许我们能够在史学史中看到有一场正在展开的对话，尽管它永远不可能达到终点，却会有助于开拓我们的视野”（页19），这就迫使“历史学家必须遵循合理的方法来获得对过去的真知灼见”（页115），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已经改变了要献身严谨的研究来如实地重建历史的过去”的这种兰克式的态度和做法（页4）。
伊格尔斯在本书中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实际就是一种批判地接受的立场，他认可了后现代思想家福科、德里达、拉康、罗兰·巴特、海登·怀特“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界限以及高度评价科学与合理性的地方文明的性质”上提出的许多具有启发性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接受后现代思想家把历史学与文学等同起来的这种极端的做法，实际上，伊格尔斯认为，“尽管许多历史学家都认真地看待当代的语言学、符号学和文学的各种理论，然而他们在实践上并不曾接受这种观念：即，他们所借以工作的文本与现实并无联系”（页167），“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已经对历史学的思想和写作造成了重大的冲击，然而并未摧毁古老的概念与实践的连续性”（页16），“语言决定论所激烈地总结出来的各种理论对历史著作的也许都是有限的”（页155），“历史学作为一种‘行业’，曾以多种方式保留了旧式历史学所赖以成立的许多方法论上的操作程序。历史学家仍然要受到他的或她的资料的束缚，他或她用以研究他们的那种批评工具在许多方面仍然照旧未变。然而我们却更加谨慎地来观察这些资料。我们越来越察觉到他们未能直接传达现实究竟到一个什么程度”（页166），“尽管历史学家们在他们对科学权威的信仰上变得越发地小心翼翼，然而他们却是怀着这种信念在进行工作的，即历史学家研究的是一个真实的而非想像的过去，而这个真实的过去虽则只有通过历史学家的心灵的媒介才能够接触到，但它却要求遵循学术研究的逻辑的方法和思路”（页17），也就是说史家不能因为历史的真实仰不可及就停止对此目标的追求，历史学家可能是在以一种文学的方式来写作，但那并不等于就是在创造文学，“历史学家总是要检查造假和作伪，因而是满怀着求真的意念在操作，不管通向真相的道路可能是何等地复杂而又不完整”（页160），“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其意义并不在于历史学的研究而在于更加精深的辩论”（页4），最后，伊格尔斯认为，后现代主义“应该引导我们不要放弃或是拒斥启蒙运动的遗产，反而是应该对它做出批判的重新审查”（页169），作为历史学家，我们要去维护“为着一个适宜于生活的文明世界所必须的那种人道与理性的因素”（页2-3）！
总起来看，伊格尔斯此书虽然有诸如欧美中心论和比较严重的对德国史学的偏爱等方面的问题 ，在讨论后现代主义史学时也忽略了1990年代以来名声大噪的后现代史学的旗手——英国史家詹京斯，但他在书中的许多分析和批评特别是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分析与批评仍可谓是见道之论，而且该书语言浅显易懂（原文就是如此，但译者何兆武先生也功不可没），是目前同类著作中不可多见的，堪称是一部叙述20世纪史学思想史的力作，很值得在这里作个介绍和推荐。最后还不能不提到的是，该书还附录了原书详尽的注释与进一步的推荐阅读书目以及索引，这也给那些想更深了解和理解20世纪史学思想的人提供了一个按图索骥的机会，同时也很有利于读者的检索和查阅。
注释：
1、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1期。
2、参看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一书。
3、据说该书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很遗憾笔者没有看到。另外，该书甫一出版，即引起持续的争议，参看Georg G. Iggers, "Style in History: History as an Art and as Science" Reviews in European History, vol. 2, no 2, June 1976, pp. 171-181. Robert N. Brard, "Approaches to Nineteenth-Century Historiography." New Scholar, vol. 5, no 2, 1978, pp. 369-375. Stanley Piers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30, no 2,Spring1978,pp.178-181.etc.
4、参看江政宽对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一书的书评，见《新史学》第十卷一期（1999年3月），页190注释3；又可参看王晴佳和古伟瀛合作的《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0年），页222-223。
5、参看Margaret A Rose The Post-modern and the Post-industrial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20.
6、参看该书中文本《历史的真相》（薛絢译，台北正中书局1996），页191-192。
7、参看Perez Zagorin “Rejoinder to a postmodernist,” History and Theory 39 (2000),201-209.另外可参看Perez Zagorn “History,the Referent, and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Now,” History and Theory 38 (1999),1-24.关于詹京斯的反批评“A postmodern reply to Preze Zagorin,” History and Theory 39 (2000),181-200.同时还可参看安可施密特的反驳，“Reply to Professor Zagorin，” History and Theory 39 (1999),295-296.
8、对Richard J. Evans的反批评，可参看詹京斯Why History? ( London: Routledge,1999)，pp.95-114.
9、In Defence of History，pp.8-9.
10、In Defence of History，pp. 2, 3, 9, 30, 35, 37 etc.
11、In Defence of History，p.201.
12、参看Richard J.Evans对该书的评论：From Historical to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 41 (2002),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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