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当代语境中，历史性质的疑难依然悬而未解。历史理解仍存在追随自然科学的倾向，忘却了诗性历史艺术之真的层面。“哥白尼”式的史学革命依然是一场未竟的事业。诗性历史在外烁与内敛两维度得以规定：内敛成其科学之真，外烁成其艺术之真。科学之真与艺术之真两者辩证的结合，诗性历史方走向了真实历史。真实历史是个体之间交往实践的文化精神建构与认同，个体所生活的世界为话语所建构，进而语言成为通向历史的津梁。故诗性历史直接指向现实生活世界、走向真实历史亦即积极地应对现实生活的挑战。
[关键词]诗性历史；生活世界；真实历史；话语
历史何以是诗性的？何以要从诗性的方向通达历史真实？史学理论界对历史真实或历史事实的探讨多从“真理”与“真实”的关系、“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客观性”的关系等方面切入。①从问题的提出而言，前者关涉到历史性质的问题，后者关涉到如何理解与解释历史的问题。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一直是史学理论关注而又未能解决的疑难，理解历史是适用“移情式”还是“法则式”的争论亦一直在继续。笔者以为，若囿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束缚了思考的方向及其深度与广度。易言之，走出封闭思维模式的路径何在？历史的多义性是造成这一思维模式的重要原因，历史不仅涉及到发生的历史而且与叙述的历史相关。
一般而言，人们将历史区分为Histoy(1)与History(2)，或History(e) 与History(n)，②前者大多称为历史过程、发生的历史，后者大多称为历史知识、历史叙述。故汉语将“史”也训为“史，记事者也。”即对往事的记述。易言之，历史含有历史与历史学的双重内涵。后来，沃尔什将历史分为思辩的历史学与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学。之后，随着历史哲学中叙述主义的兴起和语言学的转向，又增添了叙述的历史学或“哲学化的历史学”。总之，学界不管将历史作何区分，对历史是什么的思索从未止步。故笔者不揣学浅识陋，试图就对诗性历史的思考来重新诠释历史是什么及历史理解的问题，祈望学界前辈不吝赐教。
一 历史诗性的外烁与内敛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论述古今关系时，说道“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1]（P39）就布洛赫倡导的总体史而言，那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高贵的梦，但总体性思维方式在认识历史时是不可或缺的。若我们赞成历史的理解由读与写构成的话，那么下面的图式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诗性的外烁与内敛的问题。
主体 中介 客体 意图 动力
作者 信息 发生的历史 作者意图的呈现 现实问题
读者 文本的历史 读者意图的期待
就部分解读而言，我们会得出如下推论：
持实在论的史学家认为：过去的历史就存在档案、日记、书信、契约文书、碑刻、器物等文字史料和其它含有历史信息的遗迹中。史学家的任务是鄙弃主观意识，对史料进行辩伪、考证、校勘后，那个客体的历史面貌将会横陈于世。故信息中介成为研究历史的中心，全面地、努力地去收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用傅斯年的话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此种治史路径易走向“为史料而史料”的考证史学，流于史学的碎化、忘却了整体的人的历史。
持相对主义的史学家认为：往昔的历史并不是客观的，它依赖于史学家的主观意识，历史研究并不拒斥先入之见。如贝克尔在《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所言：“即使最最公正无私的历史学家在他执意说他没有先入之见这一点上，至少就有了一个先入之见了”但是接下来又说“事实是不会说话的，同时如果任其自然，事实是不存在的，确实是不存在的，因为就实际目的而言，除非有人加以确认，便不会有什么事实”[2]（P273—274）事实上，历史是人们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从而一切历史成了现代史，往昔的历史也变为人人心中所记忆的历史。故此种治史取向易陷入实用主义和认识论的相对主义的泥淖中。③
持对话论的史学家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3]（P28）虽然爱德华·卡尔的论述规避了片面强调主体或客体的单向性，但是关于“问答交谈”何以成为可能？历史真实是什么？叙述历史何以必要？这些等问题都未能得到充分的解答。
就系统解读而言，我们会发现上述推论都未没能涵盖前述图式所包含的所有信息，它们可视为各个子系统。笔者认为历史的双重性的交织类似于诗性的表达：History(e) 是诗人构建意象的内敛素材，内敛体现为史家对往昔历史的选择。发生的历史能为史学家所研究，部分源于现实生活的困惑要求得到解释与理解，解释与理解蕴含着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及服务现实的目的性。真实性与目的性的要求又制约了史学家的选择，从而史学家在绘制历史图景时直接指向了发生的历史。History(n)是诗人意义与思想的外烁，外烁展现为史学家对群体生存境遇的关注及对自身生活意义的追寻，通过叙述他者的历史达到真切地认识自我的处境。换句话说，作为实践的史学家是以预设与他者共存为条件，在交往中表现自己的需要和意志。应用叙述的方式讲述历史必然渗入了建构式的想象和诗性的表达。想象与诗性的表达不止是史学家情感的宣泄，也是陶冶读者情操和培养读者决断能力的手段。因而外烁和内敛之间呈现为辩证的关系：外烁通过内敛理解生活世界的基础，内敛依靠外烁表现群体的深层欲愿。两者规定了诗性历史的基本内涵。由于诗性历史是内敛的，现实问题是其内容底色；由于历史诗性是外烁的，想象与叙述是其内容延伸。它认同于内敛是受现实生活的制限，为确认历史真实划定了边界，从而有别于虚无的幻想；它认同于外烁是为思想溢出、超越自身制限所促逼，从而有别于机械的复写。所以，内敛成其科学之真，外烁成其艺术之真，当科学之真与艺术之真两者达到辩证的统一时，诗性历史方通达了真实历史。在理解历史时，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着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的“时间滞差”关系。正因为如此，作者溢出现在的制约而将自身摆放在未来读者的位置审视自己及文本，而读者又须将现在的自我回溯到过去作者的位置判断文本。在这种双重时间制的置换过程中，作者通过对写作的反思确认了文本的生存性，生存性是指作者赋予文本意义的解释；读者通过对阅读的自觉发现了文本的再生性，再生性是指读者对文本意义的重新诠释。因而，作者与读者在文本意义的场域中进行了思想交锋。随后，思想交锋的结果构成了主体间的认同。从文本意义的层面而言，读者与作者在身份上可以等同。从而读者和作者都面临罗兰·巴尔特所倡导的双层时间策略的问题。亦即“它既可以是展望性的（要做的事被宣布时），也可以是回溯性的（完成的工作被判断时）”[4](P114—115)而在主体间本身，构成历史叙述的内在特征并为经验的事实所证明，从而获得读者或作者的赞同、形成一种有意义的相互关系。④
正因为如此，主体间的认同构成了读者与作者共同历史意识的前提。历史意识也呈现为自我与他人的理解与反思的方式。 故伽达默尔指出：“历史意识是意识到它自己的他在性，并因此把传统的视域与自己的视域区别开来……历史意识本身只是类似于某种对某个持续发生作用的传统进行叠加的过程，因此它把彼此相区别的东西同时结合起来，以便在他如此取得的历史视域的统一体中与自己本身再度相统一”[5]（P312）而诗性历史将历史意识推向了认识论的核心，成为理解历史的法门。历史意识何以为我们所知晓呢？这又关涉到叙述与话语、修辞学、历史编纂学、历史与文学关系等问题。
随着语言学转向与叙述主义的兴起，叙事话语的分析日渐为学界所重视，叙事性问题日渐凸显。斐迪南·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贡献在于对语言进行结构性分析。结构主义认为：语言是依据一定的规则构建的非物质性系统，词汇之间的差异性是理解语言意义的法门。结构主义能对语句进行树状图式的描述性“规则重写”。分析的基本理路为：句子（S）=名词词组（NP）+动词词组（VP）；动词词组=动词（V）+名词词组（NP）。如“这个男孩买下了这本书”。该句可分解为名词词组“这个男孩”与动词词组“买下了这本书”，后动词词组又可细分动词“买下”与名词词组“这本书”。所以，古典语言学派尽管能有效地对语言进行结构地分析与描述，但缺失在于无力解释语言何以产生的可能性。将语言视为符号系统：区分了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历时性与共时性。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6]（P101—102）我们知道语言是由符号构成的系统，语汇、句子等使用规则成为探讨语言的基础。我们能从符号的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这一表层结构进入到语言的深层结构，从而理解语言使用的意识。就历史理解而言，语言所构成的文本是深入理解历史意识深层结构的凭证。
20世纪50年代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从符号系统是“生成”的层面 ，批判了索绪尔封闭的结构系统，并坚持为语言与历史的分离进行辩护。诚如南希·S·斯特鲁维尔所说“乔姆斯基最坚决地解释了形式主义的难题”“他担心，意志作用的领域及政治、伦理和历史的领域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仍然是神秘事物的‘弱科学发展’的范围”[7]（P164）不幸的是，形式化的语言学走向了自身空泛的迷途，产生了认识论、价值论方面的危机。然而危机中也孕涵着希望与创造，法国学者让-克洛德·谢瓦利埃（Jean-Claude Chevalier）指出：“目前的理论研究正在分崩离析”[8]（P341）但是，由于将修辞引入语法分析及对危机产生的机制作出新的诠释，我们将更关注言说者所处的环境以及其实践。从而，历史学家最终更坚定地对语词和事物进行分析。
后期的维特根斯、奥斯汀（J·L·Austin ）与赖尔从语用学的层面，审视了语言并不止于描述或陈述，更在于语言是一种话语行为（act）。⑤在维氏看来，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实际运用。语言活动类似于下棋、踢球、玩纸牌等活动所体现出“家族相似性”[9]（P46）的用法和规则，即语言在特定情境下所意谓的活动和行为。赖尔认为，言语行为是用来表达一定意义和意图的最基本的语言单位。当人们说话时，他们也在实施一种行为，故言语实质上不止于指涉特定的事物，而且也做了特定的事物，言语是一种实现和表征意图的行为。进而他区分了三种行为类型：用句子表达思想的语意行为，句子被说出时所具有的语旨行为，用句子所产生的语效行为，树立了将语言功能与日常生活形式相结合的典范。
尤其在上世纪50、60年代，“新批评”文艺理论盛行进行文本分析，结构分析法日渐渗入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结构主义视文本为独立存在，并不受到读者、作者的限定，对文本意图的研究并不由社会背景与作者的意图所决定。但是这种封闭的结构受到文化人类学与后现代主义强烈的批判，认为文本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结构而具有开放的形式，对文本要进行历史化的处理。王晴佳先生认为“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作者只是一个文化的代理人或经纪人，文本是一个事件，而读者则既是表演者又是观赏者”[10]（P84）换言之，社会、文化与文本是话语交往与族群习俗的产物。用吉尔茨的话说，社会成了语言编织的“意义的网络”。故“人是被悬挂在他亲自所织就的意义之网上的一种动物”[11]（P142）但是“厚叙述”对历史学的挑战还停留在文化分析的工具层面，对传统历史编纂学构成威胁的是海登·怀特发表的《元史学》。《元史学》何以导致史学理论研究领域如此大的论争？回答此疑问确非易事，它不仅与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发展相关，也同史学实践紧密关联。《元史学》的出现是受到史学内外双重作用的产物。
二 诗性语言与历史虚实
史学家在书写历史时不免遇到此类问题：写作与语言有何关联？史家所应用的语言是否再现了历史真实？就历史信息传播而言，用什么样的语言写作的历史文本更为读者所接受？细思之，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与当今史学思想与史学发展情势颇为相关，同上世纪史学家所思考的问题也一脉相承。
在古希腊，游钵僧、行吟诗人多用口头叙述、传承其族人的历史。在古典时代，历史写作多用叙事散文体、语多押韵，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世纪时，史学成为神学的附庸，历史写作成了侍奉上帝获得眷顾的有效方式，语言也多赋于启示性、神秘性，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走出中世纪之后，由于考古学与文献校勘学的兴起，史学渐向科学化、专业化迈进。尤其到兰克时代发展十分迅速，奠定了历史学的学科地位。此时语言转向科学化、精确化，数字、统计表、图片等大量地应用于历史叙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史学出现了暂时的低沉，兰克史学渐渐让位于新史学。尤其二战后，法国年鉴学派独步世界史坛，史学研究路数呈现多样化趋向。计量史学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叙述方式，数学公式、计量模型、统计图表等被用来运算和分析历史素材。如人们的衣食住行、家庭关系、生育状况、教育与医疗服务等。新经济史对计量方法的追求并没有使历史成为科学，反之出现了为计量而计量的弊端。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计量化倾向的最严重的缺陷表现为一部分迷恋于数量方法的历史学家忽视或否定非数量形式的一切证据的倾向”，故福格尔认为“数量化并不会把历史学变成科学，只是扩充了知识库中得到科学证明的、能为历史学家利用的知识”。[12]（P296—297）后来年鉴学派也部分放弃了计量史学的方法，走向了传统的叙述历史的方法。
后因语言学的转向，史学趋向于日常生活、微观研究，出现了多元的研究态势。人类学、田野考察日益为史学家所认同，史学与其它学科之间壁垒也日渐消除，形成了当今跨学科研究并生长出许多交叉学科。传统的叙事得以复归，像讲述故事那样的历史著述又得到勃兴。在理论方面，海登·怀特在1973年发表了《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劳伦斯·斯通于1979年发表了《叙事史的复兴：对新的传统史学的思考》；在著述实践方面，有勒·拉杜里的《蒙塔尤》和《罗马人的狂欢节》、卡罗·金斯伯格的《奶酪和蛆虫》、吉尔茨的《巴厘岛的斗鸡》、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和《胡若望的疑问》及何伟亚的《怀柔远人》等。
但是，史学著述的语言学倾向是否有害于历史真实呢？叙事是否是一种文学虚构？怀特认为“只有当人们将文学写作等同于撒谎或者歪曲事实，并且否认文学有任何真实表现现实的兴趣时，才会造成损害”[13]（P7）怀特指出历史要成为故事须进行“情节化”处理，因为“实在的事件不会说话，不会述说他们自己。实在的事件仅仅是存在；他们能很好地充当一个话语的所指，能够被谈论，但他们不应以叙事主体的姿态出现”，[14]（P201）所以，将事件进行排列并从中选取一些能用来讲述的故事要素，从而产生一种实在事件的叙事性表现。怀特分析同时代的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和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后指出：“作为历史叙述和概念化的楷模，他们的地位最终有赖于他们思考历史及其过程时，那种预构的而且是特别的诗意本性”[15]（P4）那“诗意本性”是什么呢？用怀特的话说，那就是“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即外显为形式论证模式、情节化模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和语言模式。进而怀特指出：“某一特定史学家在论证、情节化或意识形态蕴涵的层次上，将倾向于选择某种解释模式，以呼应比喻的各种需要，而这些比喻贯穿于他用来预构被挑选出来研究的历史事件领域的语言规则。”[16]（P585）所以，“在历史学中，人们在一种本质上是比喻性的语言行为中，将历史领域构成为一种可能的分析领域。”[17]（P589）
但诗性历史与历史虚实有何关联呢？陈新先生指出：“对历史真实的思考无疑应当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单一事件的真实，二是诸事件之间关系组构成的真实。如果置于语言学的语境中表述，与前者相关的是语句的真实，后者则涉及历史文本结构或形式的真实。”[18]（P76）笔者以为陈先生对历史真实两层次的区分廓清了传统史学理论界的认识，对深入探讨历史真实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笔者也认为历史真实是一种构成性，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认同，它会随时空的变换而发生偏转。具体而言，“建构”是读者与作者的共同行为，诚如游戏者与观看者之间的互动方式。从某种程度而言，历史写作并不是对逝去历史的机械复写、模仿，它同时渗入了作者、读者的主体性，但写历史亦不是无中生有般地创造。书写历史受到两方面的制限：一方面实在的历史是消逝了，但遗留的信息是写作的先前条件与初始依据；另一方面写定的文本并不意味历史学行为的结束，它可视为创作的前期阶段，换言之，读者的阅读是创作的后期阶段。从严格意义上说，后期创作是在尊重前期创作的基础上的延伸解释。
为后人所颂扬的董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⑥刘知几认为董狐秉承了春秋笔法，故赞许他的记载为“实录”。
刘氏从“史法”这一角度，坚信董狐记述了真实历史。但是，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董狐并没有记述发生的真实历史。换言之，我们是从发生的历史与记述的历史是否相吻合这一角度来看待真实历史的。同样，我们在理解诗性历史与历史虚实这一关系时，是否可以不遵循“吻合论”或“道德论”。而怀特援语言学知识入史学认识中，较好地解答了此疑难。他说道，“历史学家可以讲述关于同一组真实事件的许多不同的故事，而不违反再现事实层面上的真实性标准。”[19]（P364）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可以从著述者与读者之间的认同或艺术审美的层面来认识真实历史，获致文本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即作者意图的呈现与读者意图的期待相共鸣。新历史主义主张将共鸣视为不同话语实践之间的商讨与交换。当读者与作者达到了共鸣时，读者会认为著述者记述了真实历史；当两者在进行商讨时，读者会认为著述者未能记述真实历史，话语必须进行交换。从这一层面而言，书写历史可视为商品的流通方式，是人为操纵的谈判的文化产物。故斯蒂芬·葛林伯雷说“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20]（P14）而这种通货是以现实生活的金钱和声誉为代码。或许，现实生活实践成为著述者与读者之间话语博弈的坚实场所。
三 余论
著述者与读者都是“在世的存在”（Being-in-the-world）。⑦易言之，我们认知和理解历史根本上是以社会为分析对象，著述者与读者只是社会中的个体。个体的经验与知识的掌握是社会化的行为，因而，是生活世界形塑了个体的气质和认知。最具代表的是人类所说的共同语言，故现实的需要是他们认识与理解历史的动力，是鲜活的现实之风吹向那些断卷残编，从而赋予其生命与意义。换言之，著述者与读者所归属的文化特质限定了历史解释与历史理解。
大卫·卡尔从叙事与真实的世界的关系论述了历史连续性的可能。进而认为行为的手段-目的结构与叙事的开头-中间-结局结构存在类似的关系。所以卡尔将叙事区分为一级叙事和二级叙事：前者体现为主体的实践性叙事，卡尔认为：“我所言及的叙事行为在成为历史和小说中的认知的或审美的行为之前，首先是实践的行为”[21]（P168）;后者体现为文本的变化和对审美的关注，故“二级叙事不仅能够改变和改进故事，还能通过扩大有关它的可能性的观点来影响它们描述的实在。”[22]（P174）换言之，卡尔从现实生活实践认为叙事是可能的，同样，现实生活对叙事亦提出了要求。故问题意识是进行历史研究与理解历史的诱因。
问题意识不止生发于现实生活世界，同样史学家自身也是一个矛盾丛生的整体。一般说来，史家面临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宣称所记录是历史真实，能为生活经验所证明,是客观性的体现；另一方面他又须借助叙述技巧与语言符号来表现历史真实，形成一定的文本以供读者阅读。由于语言具有不透明性及多义性和叙述内含虚构与想象的成分，从而存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张力关系。史家这种矛盾的心理不仅映像到文本中，而且作为一种意识为读者所知觉，形成一种共同的历史意识。阿普尔比指出“文字受经验的刺激而改变其意义；共同的经验创造共同的语言”，[23](P251)不止如此，恩斯特·卡西尔认为“凡是人类语言都希望传达出一定的感情、愿望和欲念。它们不仅是观念和抽象思想的交流，而且还充满着情感”[24](P157)因而，“语言的形式符号不仅是语意的同时还是审美的形式符号”。[25](P169)进而语言成为维系历史意识的纽带。人选择语言也即积极地介入生活世界，人使用语言就意味着对某种文化的承诺、意味着看待生活世界的独特方式。卡尔认为“通过强调我们对语言的运用和我们的参与意识，我希望解释清楚，我提出的不是一种有关这种社会实体的真实存在的本体论要求，而是一种基于组织和建构这种社会实体的诸个体的反思性说明”[26](P173)总之，诗的语言成为建构个体自我意识与整合人类共同的意识的基础。
诚如前文所述，真实历史不仅内含科学理性的成份，也具有艺术想象审美的维度。若止于科学理性的层面，不触及到艺术体验、情趣、想象和价值意义等层面，可以说真实历史并没有通达。这多源于真实历史是个多面向的综合体，史学家不仅应具有哲学家逻辑思维的明晰性，而且要具备艺术家天才般的想象力。所以，现代意义上的诗性历史对史学家提出了在才、学和识等方面更为严峻的挑战，走向真实历史亦即史学家积极地应对这项挑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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