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耕华先生的《历史哲学引论》于2004年11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著对史学哲学的几乎所有问题，从认定史学理论的论域到史学的功用问题均有涉及，论证深入浅出，文笔简练，是难得一见的如散文般优美的理论性著作。

张先生敏锐地察觉到“史学哲学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一般认识论的研讨范围”，因而采取了一种“广义的历史认识论”来处理理论史学的问题，这就跳出了传统的认识论模式的窠臼，弥补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历史认识论”研究的主要缺陷，取得了两大突破。

首先，在历史学的属性问题上，张先生明确了“科学性”在历史学学科中的“存在”问题。

自从维柯《新科学》引起人们的注意以来，历史学到底属于艺术还是属于（近代以来伽利略、牛顿那样的）科学，就成了一大悬案。[①]讨论这个问题，成了任何讨论理论历史学的人或著作所必尽的首要义务。国外学界，在自然科学的诱惑下，先认定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以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为代表，他们认为人类历史也受着一般规律的约束，史学的任务就是象自然科学那样找到这些规律。这就是沃尔什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随着这种指导思想下的史学实践所出现的问题暴露出来，几乎在同时代就有学者不满这种盲目乐观的研究而转向对史学本身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是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后继者是柯林武德、克罗齐、沃尔什和波普尔等人，他们指出历史学根本就不是科学。沃尔什把这称为“批判的历史哲学”。语言哲学兴起后，在亨佩尔、威廉·德雷、海登·怀特等学者的研究中，历史哲学的重点偏向于历史学认识论方面，完全把史学等同于小说似的“虚构”。[②]就国内来说，20世纪20-30年代时候，一般不出其同时代的西方观点，即“思辨”的和“批判”的均有之。建国后，众所周知，完全以历史唯物论代替了对历史哲学的思考。历史学成为论证经典历史规律的演算式，是一门科学。20世纪80年代后，历史哲学的探讨在大陆重新兴起，在不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的同时越来越倾向于强调历史学非科学（但决不是反科学的，也不能简单等同于艺术）的一面。[③]一句话，历史学是个怪物，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那么，历史学到底在什么地方是科学的，在什么地方不是科学的？无论国外还是国内，此前都没有对此进行过详细地区分，学者们只是笼统地考察历史（学）的整体，然后宣判它是或不是科学。结果，各家的观点似乎在合理的同时又是荒谬的，教人无所适从。

对此首要问题，张耕华先生没有一着手就进入劳神费力地思辨之中，而是首先从历史学的研究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分辨出历史学的四个层次，即“史实的确认、史事的理解、历史规律的概括、历史意义的评价”，并分别称之为“历史学Ⅰ、历史学Ⅱ、历史学Ⅲ、历史学Ⅳ”。（第39页。本文所注均为该著页码。下同）这种区分虽然失之繁琐，却因条理、清晰，而有助于考察历史学的属性问题。以此区分为基础，张先生进而指出，在这四个层面上，史学家主体的参与度是不同的，即“就总体特征而言，从史实的考订、对史事的诠释到概括抽象、意义评说，主体参与度是逐级增强”的。随着主体参与度的增强，“所使用的思维工具”的品种也就越来越多，“对于认识结果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厉害。“参与度低……历史知识就表现出一种‘硬’性——一种很强的客观性。……参与度高……那么所获得的认识结果一定是众说纷纭，历史知识就表现出一种‘软’性——一种明显的主观性。”（第45-46页）也就是说，在历史学的学科属性上：如果历史学中确实存在“科学性”的话，那么从历史学Ⅰ到历史学Ⅳ，历史学所具有的“科学性”越来越少。

第二个突破在历史规律问题上。这个问题与历史学中是否具有“科学性”直接相关。

历史学是否是一门科学，不仅仅是客观性强弱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历史学能否进行共性的归纳概括，形成一些普遍性的命题。换句话说就是，历史本身是否存在规律。我国学者一般肯定历史规律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进而探讨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异同。西方学界一开始做的也是肯定回答，甚至认定历史规律同于自然界的规律，现在则越来越倾向于否认历史规律的存在。

否认历史存在规律，主要是基于历史的个别论观点。这是一个从亚里士多德（《诗学》）那里就产生了的观点，即认为历史只有个别和特殊的，而没有普遍和一般的东西的观点。如此，讨论历史的规律问题就是讨论历史能否重演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既是本体论上的问题，又是方法论上的问题。也就是说，重演与否，这是事物本身的而不是我们外加于其上的东西。但是，事物重演总是其某种特征的重演，这就离不开主体的抽象与提取，与人们的认识目的与认识方法发生了关系。一般地，认识总是从个别到一般。在认识个别的阶段，认识对象总是具体的，具有特定的时空界定，每一个认识对象都是特定的，不可重复的。如此，“重演”就是“（一）指事实或事物的具体内容上的相似”。在上升到一般时，思维就撇开了对象的表象，而专注于事物的本质。此时，“重演”就是“（二）指事实或事物的某种本质、关系和属性上的同类”。（第95页）那么，在“同类”的意义上，历史(事件)的“重演”是存在的。[④]（第98页）这是仅从规律的“重复性”上确认的。然而，科学之所以成其为科学，不仅仅是确认重复就可以，还必须确认重复背后的必然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学家）“碰到了特殊的困难”，即“历史学家通过对重复现象的考察来概括普遍命题……但是……却发现无法对自己所概括出来的理论命题作出清晰而确定性的理论陈述”。（第109页）这是因为与自然界的因果关系不同，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因为人的参与而具有了不确定性。于是，历史学家们只好“必然归纳时”选择“‘同类’个别”，“概率归纳时”选择“‘类似’个别”。（第120页）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因为“找不出可以上升转化为普遍性的原因……只得把它（历史事件）交给偶然性，或者只是在其存在和发生的不可避免上说它的必然性”。（第123页）结果，自然科学里无争议的规律问题，在历史学里只可以是“理有概然，势无必至”。也就是说，历史中不存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必然规律，而是仅具有概然的，或者说模棱两可的论断。形象地说，就是“在历史学中，凡是历史结果发生了，历史学家总能找出其原因；凡是历史结果不发生，历史学家也能找出其不发生的原因”。（第126页）

潇洒游走于哲学、科学哲学和历史哲学之间，通过考察“历史科学”和“历史规律”及其模本，即“（自然）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规律”的所指和所能指，具体地说，即通过考辨比对“规律”范畴内的与“历史（学）”里的“重演”、“相似”、“同类”、“必然（性）”、“个别（命题）”与“普遍（命题）”等概念，张耕华先生在历史规律问题上成功地作出了令人信服的阐述。

最后还有一点，不能归入突破，但比突破更值得推崇，这就是该著所体现的一位人文学者的良知与责任感。

毋庸讳言，也无须证明，由于历史（知识）的形成离不开史学家的理解，也离不开史学家的价值评判，所以在以追求客观为己任的众多学科中，历史学成为受研究者主观影响比较高，甚至可以说最高的一门学科。张先生指出，这就使得历史学很特殊，不仅特殊在史学学科本身上（这体现在史学学科属性定位的困难上），也特殊在史学学者那里，即他们必须防止历史的误用与滥用，担当起自己所必须担当的社会责任。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社会责任便是对全体人类命运的关注。因此，张耕华先生在对历史学的理论思考中始终怀着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极力呼吁史家的良心与职业道德，认为“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人类的未来命运可以持谨慎的乐观主义”。（第171页）

（原刊于《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3期第9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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