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貌看，马克思的发展史观有整体性和层次性的特点[1]，本文则主要从其本质属性、各方面的展开，特别是马克思关注的实际问题与主题来进行探讨。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的鲜明特征和本质属性就是它的唯物性。“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2]

      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许多世纪以来依次更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史，是生产力和人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史。[3]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之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的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做了根本区分，认为其发展史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4]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发展史观不是机械的，而是具有普遍联系、辩证发展和内在矛盾运动的特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及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在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结合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因此，“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更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5]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去一切历史观“完全忽视了历史的现实基础”，或者“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结果，“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绘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明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在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6]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7]因此，一切社会变迁、政治变革、法律、艺术和宗教观念的变化的终极原因在于各时代的经济。而且，经济生活本身具有“社会和道德特性”[8]。恩格斯在对马克思思想的评价中高度认同马克思的这一经济主导型的发展史观。“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9]恩格斯进而把它提升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他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0]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自然、社会和个人的统一。一方面，在人类活动作用下自在的自然转化为人化的自然，自然进入人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人又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史表现为自然史的延伸。因此，整体上，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既反对自然中心主义，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重点是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把个人定位于社会交往之中，认为，任何个人只是社会集体中的个人，而个人也只有在集体交往中才有创造性的自由。“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11]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特别看重人类交往的组织形式——“市民社会”，视之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关于个人与社会的两个基本命题构成了马克思哲学人类学的基础。第一，他认为人类必须劳动，或者说支配自然，以便能够生存下去。第二，他主张他们必须通过交往，或者说是合作来做到这点，因为这对他们的生存同样重要。这两个命题构成了创造性的人的思想，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开始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12]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出了社会化大生产，个人交往的集体组织——“市民社会”由此空前发达。个人的独立性与自由度也在“市民社会”中得到培育和扩展。“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实现以前的集体都不过是冒充的、虚幻的集体，不是真正的集体。资本主义集体中的个人似乎比先前更自由些，但事实上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只有“在真实的集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的联合体）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来获得自由。”[13]

      虽然马克思把个人自由的获得定位于社会交往之中，但马克思同样认为，社会交往的根本目的还是求得人的个体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和个体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14]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虽然强调“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是，这并不是没有条件的，而且“革命”与“阶级斗争”这种概念有着特定的内涵，不是任何斗争都可以算的。过去我们长期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泛化，脱离具体的生产力条件、经济现实以及立足于这种现实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实际，光在政治与精神领域进行所谓的“革命”与“斗争”，结果，几乎社会上的任何矛盾和斗争都被冠以“革命”和“阶级斗争”，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个人仇怨、违法乱纪和社会动乱的大集结。从而严重误解《共产党宣言》的关于历史发展的基本论述。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里先后两次揭破“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根本经济含义，而且一次比一次更直接，也更深入。1883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认为，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15]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在“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之后，又加上了“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16]马克思恩格斯仅仅是把革命和阶级斗争视为推进人类发展和个人解放的工具，而且这种工具主要还是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交往中的个人的独立性、自由性的增强来实现。革命的方向是朝着建立自由个人的联合体社会前进，在那个社会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个人第一次能够获得真正的人的自由，人们完全自觉地创造历史，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17]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肯定大工业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与显著外像，而“小农必然灭亡”，农民“唯一得救的途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18]大工业为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不过为那些比较不发展的国家，显示出它们自己未来的形象。”[19]

      马克思恩格斯对大工业的优点有深刻的认识。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载体，大工业能够最大彻底地推进生产力发展，最大程度地消灭工农、城乡、男女三大差别，普遍增进个人、社会、民族、国家间的联系，开创世界历史。首先，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大工业能够最大程度地发展生产。“蒸汽和新的工具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的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20]其中，现代工厂体系使劳动手段的革命成为现实，而且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大工业的出发点是劳动手段的革命；已经变革的劳动手段，在工厂的有组织的机器体系内，取得了它的最发展的形式。”[21]其次，大工业使城乡二元化格局、农民市民二元化格局完全消失。“大工业在农业领域中引起的最有革命性的一件事，是剿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而用工资雇佣劳动者去代替他们。”“大工业使劳动者‘过剩’的作用在农业上可是更为强烈，更无抵抗”。[22]再次，大工业使竞争普遍化。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它使得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的痕迹。它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它把这些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它的第一个前提]是自动化体系。[它的发展]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私人[所有制]成了它的发展的桎梏。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23]当然，马克思也看到大工业的缺点，即个人的被分割和深刻的异化，“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成了资本，使人进一步被分割。”[24]

      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辩证的，既严厉批判其仍然不文明的一面，又高度赞扬其文明的一面。认识到资本、市场、竞争、垄断、分工的双重属性与双重后果。关于资本，既批判其野蛮性血腥性——压迫剥削性与使人工具化片面化物化，也肯定其文明性进步性——无限提高生产力与造成人的独立性。马克思尖锐地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坏的方面，“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5]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但同时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26]。因为资本的生产一方面力图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强度。为了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必然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是资本的必然趋势。资本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另一方面资本又追求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也就是追求生产的全面性，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只有资本才能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与资本社会相比较，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27]落后国家不充分利用大工业大市场环境造成的先进的物质与精神的生产与管理制度，不能真正实现物质充裕而又有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认同农村公社式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农村公社具有“自给自足的惰性”，“农村公社最坏的一个特点”，就是“社会分解为许多固定不变、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28]恩格斯严厉批评俄罗斯的农业共产主义发展观（试图通过农村公社直接跳跃到共产主义），认为农村公社“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经济的市场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化改造是不可跨越的，“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的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的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29]

      关于竞争、垄断、分工，马克思恩格斯同样是从两面去认识的。一般来说，竞争是资本贯彻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手段，在一定的民族社会内部，资本通过竞争把任何劳动都变成雇佣劳动；在国际市场方面，资本通过国际竞争来强行传播自己的生产方式。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还这样或那样地不断产生竞争，那么，尽管被统治阶级有消灭竞争、消灭国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他们所想的毕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关于竞争本质上属于“工业竞赛”的观点，指出，“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在资本主义这个时代，“工业竞赛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在现代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阶段，所有的人都患了一种不从事生产来谋求利润的狂热病，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热，暴露出竞争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30]马克思还认为在对抗并消解封建垄断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而发展起来的现代垄断是“纯粹的、正常的、合理的”垄断，封建垄断——现代竞争——现代垄断是“真正的合题”，不是简单的重复。反对蒲鲁东把现代垄断看作“粗野的、简陋的、矛盾的、痉挛状态的”垄断。马克思也辩证地看待现代社会分工的利弊，不像蒲鲁东那样极端反对分工，主张全能，而是主张通过加速自动化、为工人赢得更多的业余生活时间来消解分工之弊。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但“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因为“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业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31]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持辩证协调发展的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自然辩证法》里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强调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要协调好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批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的效应的较远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分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进行了深刻反省和尖锐批评。指出，“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恩格斯列举了两例加以说明，一例是西班牙种植场主为取得增加咖啡树的肥料，对古巴森林进行焚烧，没有想到大雨冲走了所谓肥沃的泥土，只留下裸露的岩石。另一例是资本家在市场上力求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和谐，结果却存在严重的经济与社会不和谐。[32]只有在摆脱了必然王国的自由王国里——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才能获得“真正的人的自由”，过着“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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