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史中有“五帝”之说，司马迁著《史记》，首列《五帝本纪》，以黄帝、颛顼、喾、尧、舜为五帝，乃本自《五帝德》和《世本·帝系》（皆见《大戴礼记》）。这个“五帝”的说法出现很早，春秋鲁僖公时的展禽论祀爰居时就提到这个系统（见《国语·鲁语上》），成为“五帝说”中影响最大的一种。自此以降，说五帝者皆本之。但自王国维、郭沫若考证出喾即舜，亦即《山海经》中的帝俊和卜辞中的高祖夒之后^[1]，此五帝系统便崩塌了；笔者进一步认为喾（舜、俊、夒）也就是黄帝^[2]，则此五帝中有三帝为一人之分化，宜不可据信。但古籍中常将“五帝”与“三王”（禹、汤、文王）并提，因此五帝确系古史传说中所有，不能遽然否认，只是后来失传其名，后人才以黄帝、颛顼等古帝王拼凑之。

另外还有三种五帝说，兹录于下：

1、太皡（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见《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等）

2、灵威仰、赤熛怒、含枢纽、白招拒、汁光纪（见《春秋纬运斗枢》等谶纬之书）

3、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见《帝王世纪》等）

这其中，第一种是五行学说的产物，以五行配五方上帝，用的虽是历史上的古帝名，可实际上与历史无关；第二种纯粹是天文星占学上的五帝（实即五大行星之神），亦与历史无关；第三种则是在《五帝本纪》的五帝说的基础上，去掉了黄帝加上少昊而成，这里面还是保留了喾和舜，照旧是不可信。

实际上，真正的古史中的五帝之名及传承系统并非渺然无稽，余谓古之“五帝”实即陶唐时代之五帝也。

《史记》以为陶唐（帝尧）之后为有虞（帝舜），有虞之后为夏（禹），但是，舜本三代之高祖上帝，则不能为有虞氏也。有虞乃夏之先民，他们以白虎（虞）为图腾，故号有虞氏，其首领即禹^[3]，所建之方国曰土方，见诸卜辞、《诗·长发》和《楚辞·天问》等。郭沫若认为“所谓土方即夏民族”^[4]，是也。后来禹子启以土方为轴心建立了夏王朝，始号曰“夏后氏”。故有虞氏即夏之先人，古有“虞夏同科”之说^[5]，殆即此意。

《左传·哀公六年》载《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乃亡。”可知夏人承认在他们之前是陶唐时代，陶唐灭而夏兴，故曰“今”也。

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有二子曰昌意、青阳，喾有二子曰尧、挚，笔者以为黄帝即帝喾，昌意即尧即太昊，青阳即挚即少昊，是尧为兄先立，故曰太昊，挚为弟后立，故曰少昊，此为兄终弟及制度，《史记》以为挚为兄先立的说法是错误的，是太昊帝尧和少昊帝挚开创了陶唐时代^[6]。

实际上，《山海经》对陶唐五帝的系统做了比较准确的记载：

1、《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

2、《海内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

根据这些记载，是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生帝颛顼；又《大荒北经》言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这其中，昌意即帝尧，说见上；韩流在《竹书纪年》中称“帝乾荒”，可知他曾经为帝；颛顼，古籍中皆云帝，《山海经》中也称他为“帝颛顼”，此可无论；驩头，邹汉勋《读书偶记》二认为也就是驩兜、驩朱、欢朱、丹朱，说甚是。驩头即丹朱，为帝尧之后、颛顼之子，战国之后以为他是帝尧之子，误矣。《山海经》称丹朱为“帝丹朱”，如其《海内南经》曰：“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又如《海内北经》：“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竹书纪年》称“帝朱”，言“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可见丹朱亦曾为帝。由此可得如下帝王世系：

帝喾－帝尧－帝韩流－帝颛顼－帝丹朱

                     |

 帝挚

这其中帝喾为上帝高祖不能计算在内（犹商、周皆以帝喾为上帝高祖而述其祖先只自契、稷始也），则陶唐时代共传了四代五帝，自帝尧始至丹朱而终，其中一代为兄终弟及，其他皆为父传子。

《竹书纪年》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而《国语·周语上》载祭公之言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则当时后稷为禹臣，后稷放帝朱实即禹为夺权而放之也。《书·舜典》称舜“放驩兜于崇山”，当是有虞氏禹所为而非舜，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有《“融降于崇山”新解》一文论之^[7]，兹不赘。

据古籍所载，禹放丹朱后并没有完全控制政权，丹朱之子苗民（即三苗）曾一度称王，与禹分庭抗礼，《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曰：“王无鉴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夏、商之季”就是指桀、纣二王，太子晋把黎、苗和此二王相提并论，可知苗民曾为王，一度掌握政权，盖因其乃帝室之胄，但无称帝之说。后来禹伐而流之（实际上应该是驱逐），最终夺取了政权，事见《墨子·兼爱下》与《非攻下》。

因此，古史中真正的五帝为“陶唐五帝”，即帝尧、帝挚、帝韩流（乾荒）、帝颛顼和帝丹朱。夏王朝就是在陶唐时代末世靠武力夺权建立起来的，故古史中以“五帝三王”迭次并称，有由矣。

注  释：

[1]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第411－413页 中华书局1959年；《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第225页 人民出版社1982年

[2]王宁《狮子座之谜：夏商周三代的至上神观念与星辰崇拜》 《郭沫若学刊》1995年第3期；又《〈海经〉新笺（上）》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2期

[3]王宁《原始天文学与夏商文化的起源》 《郭沫若学刊》1993年第2期

[4]《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夏禹的问题》第309页

[5]《书·尧典》正义云：“马融、郑玄、王肃、《别录》皆题曰《虞夏书》，以虞夏同科。”盖原为古之遗说，故汉代诸家皆本之。

[6]详见王宁《太昊、少昊与上古的东夷民族》 《枣庄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

[7]王宁《“融降于崇山”新解》 智识学术网http://www.zisi.net/htm/ztzl/zggds/2006-06-19-35139.htm

（原刊于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主编《东方研究》第一辑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此次网上首发有改动）